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在今后5～8年內仍可達7%以上

由于要素收益遞減客觀經濟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樞已經下移，或者說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下滑。筆者不像一些人那么樂觀，認為未來20年中國還能實現8%的經濟增長（當然，靠一味消耗資源和危及生態環境的粗放式發展也許可達到，但代價巨大）。但是，這個下滑是否又像另一些人所說的，來得那么快、那么大？即使拋開深化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設方面帶來的紅利不論，從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真的會大幅下滑嗎？

在勞動力方面，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以及勞動參與率下滑，傳統的人口紅利面臨衰退，從而對經濟增長會有一定拖累，但這種拖累是有限的，即使未來5～8年間就業人口以每年0.6%的幅度遞減，2022年的潛在增長率也只降0.7%左右。然而，近些年政府教育投資增加，受教育年限持續增長，其所帶來的人力資本增加有望部分彌補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如再能像絕大多數國家一樣，盡快將免費國民義務教育從9年增加到12年，③則完全可抵消20年間人口老齡化的負面影響。同時，以解決戶籍和土地制度問題為關鍵（至今基本沒做）的城市化，輔以大規模開展民工技能培訓，其所帶來的勞動力從低效率部門向高效率部門的轉移，也將是一種勞動力結構的優化調整。如處理得當，勞動力方面的正反兩方面因素在10年內至少是可以相互抵消的，乃至正面因素有望超過負面因素，形成高質量人力資本驅動的第二次人口紅利。

在資本方面，中國近幾年資本回報的下降有邊際收益遞減的內在規律使然，也源于投資結構方面由制造業向基礎設施的轉移。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就是回收期長，但是其正外部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大，以“高鐵”為例，其對單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就非常明顯。中國大部分地區的路網基礎設施依然短缺，同時環保和節能降耗的投資需求也十分巨大。此外，“一路一帶”戰略帶來的新增需求對現有制造業過剩產能的化解和輸出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全要素生產率方面，它體現為一種將資本和勞動有機組合使用資源的能力，有賴于技術進步、技術效率、企業治理結構、管理體制創新等方面的內容，要求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既要注重量，更要注重質。目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大概還不到美國的1/5，還有很大的提升和增長空間。由要素驅動轉向效率乃至創新驅動的結構性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方面的最有效的手段。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世紀90年底中后期所推行的結構性市場化改革，以及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的對外開放所帶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本屆中央領導集體和政府上任以來，對于轉型驅動的結構性改革也有所籌劃，形成了改革的勢能，當然在行動上還遠未落實，仍處在說得多、動得少的階段。

當然，談論中國經濟增長也不能忽略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背景，這是外部約束條件。根據OECD組織最新發布的經濟展望報告，未來兩年OECD國家的產出缺口雖然依然為負，但將由2014年的-2.3%，縮減至2015年的-1.9%和2016年的-1.4%。與此同時，報告預測，除了日本以外，美國、英國和歐元區國家在未來兩年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均將有比較明顯的提升。尤其是美國，2015年開年以來的經濟活動繼續保持擴張勢頭，個人消費和就業水平穩步增長。所以，中國面臨的是一個持續向好的世界經濟發展環境。

這樣，在深化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應進一步堅持和擴大對外開放這一讓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國策。不過，最近由于對意識形態的擔心，使正常的對外學術交流和研究資料的獲取受到很大影響。此外，大學不僅沒有去行政化，而是不斷惡化，將大學視為政府部門來進行管理，比如，簡單套用“國八條”來對待國際、國內學術活動。這些收緊措施已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議論和擔心，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對外學術交流和形象，對科技發展和學術水平提高的負面作用以及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都不可低估。長久下去，怎么能建設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培養轉型發展所需要的大批創新型人才呢？

在當前的互聯網時代，如借助蓬勃發展的互聯網技術以及龐大的互聯網用戶群體，中國經濟則有較大可能實現彎道超車，在新一輪的全球創新潮流里走到前列，而互聯網金融就是技術與經濟結合帶來創新變革的一大樞紐，與中國經濟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驅動轉型目標方向是相一致的。互聯網是目前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發展最快的一種信息交流和處理方式，它使得互聯網金融機構比傳統金融機構搜集信息和進行匹配的成本要低，使得市場交易信息溝通更加充分、交易更加公開透明，從而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額外成本，這樣，融資的風險及交易成本將會大大地降低（當然，也存在著包括欺詐在內的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基于以上分析判斷，結合學術界一些量化實證研究，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在未來5～8年的實際增長率依然可維持在7%以上。此外，政府應大力鼓勵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發展，加大民眾共識，避免遇事上綱上線到敵對勢力或階級斗爭層面上來，減少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議，理清和界定好與市場、社會的治理邊界，這樣的改革和長期治理所帶來的紅利將是巨大的。

當然，由于經濟總量的擴大，中國經濟不可能長時間地保持高速發展，但通過此前的高速發展，能為深化改革，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治理贏得時間和創造條件。

對未來3～5年經濟增長應實行區間管理、中線把握

前面討論了在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的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還需要借重GDP增速目標的牽引和參照作用。然而，目標應該是設定在一個合理區間，而不是某個具體的數字上，應秉持“區間管理，中線把握”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