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間管理的要旨是避免政府為了熨平一時的經濟波動，而采取強刺激或強緊縮的政策，這樣反而會強化經濟的波動。這也是2008年前后宏觀政策之問題所在，至今后遺癥仍未消除。而中線把握的意義則在于為經濟增長和發展中期目標的實現提供一個短期的戰略錨點，是實現規劃階段最終目標的一個中位線。政府可以圍繞這個區間內的中位線進行適時適度預調、微調（特別是預調，如調整存準和發行國債，現在經濟體量大了，慣性也比以前大，必須預先動作），把自己擺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位置，上下均留有一些可回旋的余地，同時也給市場主體比較明確的預期。

按照“區間管理，中線把握”原則以及前面我們對于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分析，建議將未來3～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區間定在7.2%～7.5%，圍繞中線進行預調、微調，止住過去這兩年的經濟增長跌勢。也就是說，中國經濟就像一個長身體的年輕人，不要人為壓制他的成長，應該樹立一個鼓舞人心的目標和對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堅定承諾。同時，如前所述，為了糾正GDP中心主義的弊端，應該在政績考核體系中同時納入社會公共服務的指標，如教育、社保、生態環保等公共服務指標。

其實，“區間與中線”思維在美聯儲的有關經濟數據預測中也有所體現。美聯儲每年3月、6月、9月和12月召開4次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每次會后，根據與會相關政策制定者的預測數據發布有關實際GDP、失業率和通脹率的預測，包括對當年、未來兩三年以及長期經濟發展的預測。在美聯儲公布的表格中，就有區間范圍（Range）和中間趨勢（Central tendency）的說法。市場各方主體會依據美聯儲定期做出的預測，來調整自己的預期和行為。這也是值得中國吸取和借鑒的經驗。

深化改革需要兼顧發展和治理兩大邏輯

前面談到的基本上都是短期對策的問題。著眼短期目標，還是長期目標，其所對應的改革措施、政策方針及制度安排有可能大不一樣，所導致的結果更會大相徑庭。中國更需要長期治理的制度建設。要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建立豐功偉業，更需要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頂層設計，只著眼幾年，乃至30年、50年都遠遠不夠。中國歷朝歷代沒有強大過200年（無論亡、弱，或西東漢、北南宋式的斷裂）已經充分說明了問題所在，因而起碼需要著眼于200年，甚至更長。我們知道，朝代的更迭對中華民族而言，無論是在財產還是在人口方面都帶來了極大的損失，中國需要的是政體穩定、社會和諧、人民富裕的長治久安。由此，中國下一步改革的核心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此過程中，需同時解決好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也就是實現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又好又快的發展。不難發現，發展與治理是其中的兩大關鍵詞。這就是，必須同時注重兩個邏輯：發展的邏輯和治理的邏輯，需要正確理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辯證關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二者，偏頗任何一方，都可能會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和危機。

從治理的邏輯來說，治理有好的治理和壞的治理之分，不能簡單將其等同于統制、管制或管理，將發展和治理簡單地對立起來，就會顧此失彼。由于在過去30多年主要注重經濟發展的邏輯，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治理的邏輯，使得中國出現在改革成就巨大的同時問題也十分嚴峻的“兩頭冒尖”狀況，改革大業面臨著極其復雜的局面。治理是多方面的，包括對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治理，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處理如何，往往決定了國家治理效果的好壞。市場有效和社會規范的必要條件是需要一個有限而定位恰當的有效政府，這樣，政府的合理定位至關重要，其最根本的定位就是維護和服務。在當前半市場、半統制的雙重體制下，政府擁有過多不該有的權力，而本應肩負起的維護和服務的職責又做得很不夠，角色過位、缺位和錯位情況大量存在，沒有合理界定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導致“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

這樣，在治理方面的改革就是要解決當前政府的大量過位、缺位和錯位共存的現象和問題，實現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造就有限政府、有效市場、法治社會。哪些是過渡性制度安排，哪些是終極性制度安排，要區分清楚，不能將一些過渡性制度安排固化。當然，要政府自我革命、自我改革尤其困難，這是改革的艱巨性所在，這與經濟活動正好相反，需要發揮中央權威主導作用。

從發展的邏輯方面來說，當前中國經濟同時面臨發展方式轉變和制度轉型的雙重難題，社會各界普遍沒有真正意識到挑戰和危機的存在。許多有利于經濟發展的各種紅利和環境正在逐漸衰弱，過往的發展速度難以持久維系，許多人仍然沉浸在中國高速發展帶來的成果中而沾沾自喜。要真正破解發展難題、挑戰和危機，不能完全靠過去的老經驗、老辦法，特別是粗放式發展模式的那些做法（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松綁放權改革方式不能丟）。中國還處于一個增長主要依靠要素驅動階段，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不完善，效率驅動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壟斷過多、干預過多、競爭不足，再加之教育體系缺乏對人們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性思維的構筑，也使創新驅動的能力和動力嚴重不足。為此，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發展的邏輯，理解富民強國的內在邏輯，從而以創新的精神通過改革、發展來加以解決，進行全方位的深刻轉型，實現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換，實現可持續的發展。與之相伴的是，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路徑需要實現從經濟自由化向市場化、民營化的躍遷。

因而，下一步發展改革的要義是強化競爭和明晰產權。競爭才是生產率增長最為重要的推動因素，它會迫使企業不斷改進和創新，并且這個競爭和創新也會通過知識的擴散傳播而使得全社會都受益，因而應放開行業準入，減少壟斷，大力發展民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