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變革：農業合作化與人民公社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民主革命和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后，工業化就成為整個國家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于是城鄉經濟關系的焦點就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如何加快農業的發展，以便在耕地少、人口多的條件下，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和為工業化積累資金；二是在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下，如何協調城鄉關系（包括工農關系），保證中國的工業化迅速實現。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由于重工業投資大、建設周期長，產業的升級和人口轉移一般是遵循從農業到輕工業再到重工業的發展規律。而在國家安全處于突出地位的特殊時期，中國選擇了當時并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就使得中國需要進行超常規的制度安排才能完成跨越式的經濟發展，于是以集中資源和實行高積累的計劃經濟和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成為1953年以后黨和政府的選擇。

由于當時農業是工業化資金的主要來源，而農業生產的過度分散和剩余極低，導致要保證工業化對農產品的需求，就必須將農民組織起來，這樣才有利于發揮農村勞動力過剩的人力資源優勢，以便于提取農業剩余。當時采取的辦法就是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它的目標是“三贏”：改造落后的小農經濟，充分發揮農村人力資源優勢，使農業獲得大發展；為工業化提供必要的積累；保持工業化和高積累過程中的社會穩定和避免兩極分化。

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在農業合作化以“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迅速完成以后，其限制農民自由和經營中管理監督成本太高的弊病就暴露出來，出現許多合作社經營不善和部分社員“拉牛退社”的現象。另外，在農副產品統購中還出現合作社干部與社員一起對付國家的局面。于是，1957年在農村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教育干部。實際上，從1958年開始的“并大社”直至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很大程度上是要通過“政社合一”的方式來直接控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此在三年“大躍進”以后，人民公社仍然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形式繼續保持下來。

可以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是國家權力逐漸滲入私人經濟領域并最終取代私人在生產和消費方面的自主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經濟職能的范圍和強度越來越大，各級政府不僅已經完全成為整個經濟的主宰，甚至控制了經濟的各個方面。當然，政府經濟職能無限度擴大和侵占私人決策領域，是為了實現以下三個目的：其一，保證政府最大限度地索取剩余并將其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去；其二，保證投資和國民經濟高效率運轉，加速經濟發展；其三，保證高積累、低消費水平下的社會穩定。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完成徹底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以后，工業化和城市化還不能立刻吸納農村和農業大量富余人口，但土地集體所有制所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被顯著突出。這應該是農業合作化以后土地歸公和1978年以后實行家庭經營后直至今天仍然維護土地集體所有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