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積極培養職業農民。農民階級是一個重要的主體，只有充分調動農民階級的積極性，使其繼續成為推動農業經濟發展的主體，才能實現農業經濟新常態發展的目標。具體而言：一是要加強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相較于西方國家12年制的義務教育，我國農村地區的義務教育在年限和質量等方面，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農民素質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農民素質存在著較大的區別。因此即便投入再多的資金、技術，在沒有相應人力資源配套的情況下，資金與技術最終都不可能充分發揮促進農業生產的功能。由于沒有受到良好的職業教育，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沒有競爭實力，只能從事一些較為低端的工作。低收入與低社會地位，進一步惡化了農民階級的主體意識。農民階級整體上的消極，將嚴重不利于社會穩定及經濟持續發展。二是優化農民組織結構。農村基層的組織結構，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組織結構，同時也是一個經濟組織結構。早在民國時期，晏陽初等人在山東地區試點的新農村運動，便是從改變農村基層組織結構入手的。盡管，其實踐存在著烏托邦主義的情結，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有價值的經驗。同時在《資本論》的第二卷中，恩格斯便強調農村合作社形式的重要性。然而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村地區的組織形式被自然瓦解。只有將農民階級重新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合力，才能充分發揮其主體作用及優勢。三是提高農民收入。從總體上來說，農民階層的收入是很低的。據不完全估計，中國至少還有500萬人處于國際貧困標準線下。在現代社會中，一個人的收入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農民只有脫貧致富，才能從根本上樹立起主體意識，才能自發地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在解決收入問題上，一是可以增加土地性收入，即充分落實農轉非土地的補償，讓農民享受到由于土地增值所帶來的收益。二是降低農產品銷售成本，提高農產品的采購價格，讓農民從生產中獲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創新農村金融體制。農業經濟發展問題，實則是土地、人力與資本的問題。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造成農業經濟的停滯不前。農業經濟領域中的資本短缺，不是個別現象，而是一個普遍現象。究其原因，是因為農業經濟回報率遠遠低于工業及其他一些產業。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例，其主要的收益來自于金融投機。在投資農業方面，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比我國做得要好，印度目前的投資率在20%左右，而我國僅在5%左右。解決這一問題，首先是要突破當前的金融體制，為農村地區開辟一條金融河流。具體做法上，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的保障機制，務必將錢用到農民身上；二是鼓勵和規范民間金融借貸。農村地區的資本需求很大，在現行體制下，國有銀行根本不可能將大額款項貸給農民。事實上，也不可能指望國外資本來投資中國的農業。在這種情況，如果一味限制民間借貸活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也不利于農村經濟自發發展。此外，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人際交往的黏度很高，非常適合發展民間借貸，但是必須在法律上、經營上加以規范。

第四，加強農業經濟生態管理。農業生態是農業產業的基礎，農業生態鏈是農業再生產的基礎。在現階段，農業經濟想要常態化發展，可持續發展，必須重建農業生態鏈。在生態鏈的建設過程中，一是要從自然生態鏈出發。例如在轉基因問題上，首先要考慮的不是其是否會對人體產生危害，而是要考慮其是否會對自然生態鏈造成破壞。在世界范圍內，由外來物種給自然生態鏈造成危機的事件不在少數。如果只考慮到解決當前的吃飯問題，而不考慮到長期的發展問題，那么轉基因很可能成為一種徹底毀滅農業的技術。二是重視糧食主權的問題。基辛格曾經說過：“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便控制了一個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便控制了全人類。”這種說法，雖然很直接，甚至充斥著一種霸權暴力，卻有著深刻的政治內涵。應當注意的是，西方國家從未停止過擴張，只是從軍事演變為資本，甚至是糧食。事實上，我國目前正面臨著巨大的糧食主權危機。一方面西方國家利用雄厚的資本向我國傾銷大量的農產品；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轉基因作物不斷地滲入到我國的種子市場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未來中國農業生產很可能將完全被西方所主導，屆時我們的農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將徹底失去定價權和話語權。三是農藥及其他殘留管理問題。在土壤污染問題上，主要不是一個技術性問題，而是一個管理問題。西方國家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有著一整套嚴格的管控機制，而在我國大多都是小農生產，幾乎沒有任何土地管理意識，更加談不上保護意識。因此土壤污染十分嚴重。在未來，在一種基于大規模、集約化的農業生產方式上，加強農藥及其他殘留物的管理，必然會有效地降低土地的污染程度。同時應大力發展新型生物科技，研發高抗性的作物，盡可能減少農藥的用量。

（作者單位：山東農業工程學院經濟管理系）

責編/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