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由于利潤和租金混為一談而導致激勵機制的扭曲。國有企業通過無償占有地租和壟斷租金，使得自身的利潤增厚。土地是各種自然資源的統稱，地租代指這些資源要素的機會成本，國家將資源無償的或者以遠低于市場價格讓渡給國有企業使用，放棄了將這些資源出售或者出租可以獲得的租金收益，這部分租金就等于是國家向國有企業的非市場的轉移支付。而壟斷租金是政府賦予國有企業以壟斷地位，通過壟斷所獲得的超額利潤，其來源是消費者剩余，壟斷通常伴隨著社會福利的減少。國家之所以將資源交給國有企業使用，維護其壟斷地位，是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存續，使其發揮社會作用。在這種情況下，以利潤為標準對管理層人員進行激勵是不合理的。國有企業獲得的利潤高于其管理者努力應獲得的利潤，國有企業的管理層通過較少的努力就可以獲得較高的利潤水平，國有企業內的激勵機制被扭曲了。國企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國有股權比例下降，政府對企業進行政策照顧和補貼的傾向將會降低，有利于理順國有企業的激勵機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解決國企的效率問題

混合所有制可以解決公司治理中的監督和激勵問題。激勵和監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激勵是引導代理人行為的事前安排，監督是對代理人行為的事中和事后檢查和處理，兩者都是委托人為了促使代理人按自己意圖行動所采取的措施。國有企業之所以存在著監督和激勵的問題，是因為在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國資委、各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這個委托代理鏈條中，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然而，由于具體行使國家和政府出資人權力的個人，其現金流分配權遠遠小于其控制權，因此他們的行為模式就更加傾向于代理人。初始委托人在這個委托代理鏈條中很難發揮作用，包括政府官員、國資委和高級管理人員在內的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很難被監督。而民營資本是初始委托人，或者是代理初始委托人利益且受初始委托人高度控制的代理人，企業的經營績效影響他們的經濟利益，因此他們實施監督和激勵的動機是不言自明的。而民營資本在董事會與監事會作為股東大會的代理人，其剩余索取權是合法且合理的，解決了政府各級機構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權的問題，從而對原有的結構進行了帕累托改進。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夠提高效率，其主要的機制就是使非國有資本發揮所有人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激勵和監督的初始動能作用，降低委托代理鏈條的長度，解決國有企業中所有人虛置的問題。

非國有資本是否能發揮這種作用，取決于混合所有制企業的股權結構，包括分配權和控制權在國有股東、民營資本、高級管理層之間的分配比例。通過股權結構的安排，解決非國有資本其參與決策和實施監督的動機和效果問題，才能從機制上保證治理的有效性。首先，股權激勵的有效的必要條件是使得管理人員通過積極行為提高股息收入和資本利得高于其不作為和尋租的機會成本，這要求管理層持有股份達到一定比例。其次，必須使得部分的非國有股東的持股達到相當比例，使得他們積極監督和參與企業決策的收益高于其成本，避免其成為不關心企業經營的財務投資者；同時，應通過股票投票權設計和董事會席位安排使其擁有參與決策和實施監督的實質性能力。最后，國有股權的投票權不能過高，如果國有股權對于公司決策有絕對控制權，則非國有股東參與治理的動機和效果都將大打折扣。

就國有企業激勵扭曲問題而言，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起到理順國有企業激勵機制的作用。在國有企業中，政府的股權比例超過30%就可以實現相對控股，超過50%可以實現絕對控股，持有更多的股票對于政府對企業實施控制并沒有作用。政府持有特定國有企業股份的比例越高，向該企業提供補貼和政策傾向越大，激勵機制越扭曲，政企分開的目標越難達到。國有獨資的企業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對企業的補貼利益將部分流向非國有股東，將有效降低國家和政府對企業進行補貼和政策傾斜的力度。企業要想獲得利潤，管理者和監管層必須通過自身的努力來實現，這時候企業的業績才較為真實的反映了管理人員和全體員工的業務水平和工作投入，激勵機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因此，適度降低政府持有企業的股權比例，有利于糾正國有企業個別扭曲的激勵機制。

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離不開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方向，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夠僅僅是形式上的混合，而是要充分發揮混合所有制在改善治理結構方面的作用。經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業，應用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這新三會來取代國有企業原有的老三會，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分離而相互配合相互監督，使董事會在高級管理人員管理和戰略管理等方面發揮主要作用，取代過去政府部門對國有企業直接干預的機制。

第一，政府通過引進增量為主的方式引進投資者，按一定規則和速度降低國有股權比例，最終使國有企業從國有獨資或政府絕對控股的企業逐步轉變為政府相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在改革過程中使用引進增量的方式，政府可以在權益價值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降低持股比例，有效的降低改革的阻力。對于政府意欲退出的行業，如鋼鐵、有色金屬加工和商業零售等傳統競爭性行業，政府可以采取存量出售的方式。政府控制改革速度一方面使得公司治理能夠一定程度保持連續性，避免治理結構劇變帶來不確定性影響，另一方面可以在與非國有資本的合作中加深了解，確定進一步出讓股權的受讓方。

第二，設計合理的董事會結構，保護各利益攸關方的利益，適當擴大董事會規模，便于在必要的獨立董事數量之外，安排代表國有股東、投資者股東、管理層和職工各方利益的董事，使得各方利益都能得到表達和兼顧。董事會中，代表國有大股東的董事和內部董事的數量之和不應超過董事數量半數，從機制上使得非國有股東能夠事實上行使參與決策和監督管理層和其他股東的權利。如中國石化銷售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董事會共有11名董事，中國石化派出董事4名，職工董事1名，未超過半數，投資者派出董事3名，獨立董事3名。中國石化派出的董事數量無論是占整個董事會的比例，還是與投資者董事比例都低于中國石化持股比例的70%。中國石化銷售公司的董事會結構為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一個有價值案例。

第三，發揮監事會和獨立董事在監督方面的積極作用，讓非國有資本在監事和獨立董事的人選上有更多話語權。在中國的股權治理結構中監事會和獨立董事并存，在監督公司運作方面相輔相成。獨立董事具有參與董事會決策的權利，但其不能對公司運作持續監督；監事會不參與公司戰略決策，但是監事會是常設機構，可以進行更加持續、全面的監督。國有股東對于管理層的監督可以通過董事會及其專業委員會實施，而對于股東的監督則由獨董和監事會承擔主要責任。將獨董和監事的提名和投票權更多的賦予非國有股東，可以更好的促進公司運作中決策、執行和監督職能的分離，使得提高監事會和獨立董事相對于國有大股東的獨立性。隨著混合所有制公司治理的逐步完善和各方股東相互了解增進，可以逐漸建立以獨立董事為主的董事會結構。如中聯重科便是采用這種董事會結構，在7人組成的董事會中有4名獨立董事，這種結構可以有效的避免某一個股東或者內部人員對于董事會的控制，是未來混合所有制企業董事會的一個發展方向。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僅僅是要降低國有股東的持股比例，其目的是要改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企業的效率。混合所有制就是要通過股權適當的多元化和分散化，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中表決權安排，使得不同所有者相互制衡，防止少數人謀取私利，最終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促使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為了企業價值的共同努力，最終到達國有資本增值保值的目的。

（作者單位：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注釋】

①張文魁：“國有企業改革30年的中國范式及其挑戰”，《改革》，2008年第10期。

②田利輝：“國有股權對上市公司績效影響的U型曲線和政府股東兩手論”，《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③張曙光：“試析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資源要素租金問題—兼論重建‘全民所有制’”《南方經濟》，2010年第1期。

責編/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