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以共享經濟的興起為標志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變革，已經開始對既有金融模式產生巨大沖擊。目前，互聯網金融已經成為最“時髦”的詞匯之一，不僅有許多基于互聯網的新融資模式開始涌現，而且傳統金融機構也在壓力下試圖探索轉型道路。在技術變革導致金融混業常態化、機構組織邊界模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金融功能、業務和產品的變化，更加關注普惠金融體系的未來發展。
【關鍵詞】互聯網+ 互聯網金融 新貨幣經濟學 普惠金融 共享經濟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技術變革時代的金融功能演進
從金融角度來說，互聯網金融的熱潮已經連續幾年沖擊著人們的理念和現有金融體系。在“互聯網+”與共享經濟興起的趨勢下，金融行業同樣開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作為起點，我們需要對概念本身進行辨析。無論是互聯網金融、金融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或替代，種種說法背后，似乎逐漸呈現出“偽命題”的跡象。當提到這些概念時，我們腦海中想象的真實內涵，其實是互聯網信息技術對金融體系的沖擊和影響，這里沒有“新金融”和“傳統金融”，只有在技術影響下不斷變化的金融。
進一步來看，我們所謂的互聯網信息技術，大概可以用ICT來更加準確地描述。ICT即信息、通信和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英文簡稱。21世紀初，八國集團在沖繩發表的《全球信息社會沖繩憲章》中認為：“信息通信技術是21世紀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動力之一，并將迅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當然，各界對ICT的理解并不統一，通常的理解是ICT不僅可提供基于寬帶、高速通信網的多種業務，也不僅是信息的傳遞和共享，而且還是一種通用的智能工具。
無論如何，作為當前時代的前沿技術范式，不管從硬件還是軟件層面，ICT對于金融運行、金融活動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姑且用“互聯網金融”來描述這一變革。但是把歷史視線向前和向后追溯，可能會看到技術變革線索下的、更加長遠的金融藍圖。例如，在19世紀上半期，股票交易信號的傳遞，是由經紀人信號站的工作人員通過望遠鏡觀察信號燈，了解股票價格等重要信息，然后將信息從一個信號站傳到另一個信號站，信息從費城傳到紐約只需10分鐘，遠比馬車要快，這一改變曾掀起了一輪小小的“炒股”熱。直到1867年，美國電報公司將第一部股票行情自動收報機與紐約交易所聯接，其便捷與連續性才深刻激發了大眾對股票的興趣。1869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實現與倫敦證券交易所的電纜連接，使交易所行情迅速傳到歐洲大陸，紐約的資本交易中心地位進一步凸顯。由此來看，這一時期，對最令人振奮的技術對于金融的沖擊，或許可以稱之為“電報金融”。再如，2015年1月，谷歌總裁Eric Schmidt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稱“互聯網將消失”，其含義是互聯網將會與我們的生活無縫銜接，成為無處不在的“物聯網”，這里面或許同樣隱含著對現有技術的重大突破，直到其改變未來的金融活動與金融功能，或許人們會用更加新奇的技術概念來描述對金融的沖擊。
可以說，把焦點放到包括互聯網金融在內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概念上面，其意義并不大。當我們談到這些仿佛帶有“魔力”的新范疇之時，無論基于感性還是理性的認識，都應當更聚焦于每個時代的“新技術”對于金融要素（金融機構、金融產品、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文化）、金融功能（貨幣、資金融通與資源配置、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提供、激勵約束等）帶來的“變與不變”。
對金融理論與研究范式的影響
首先，要進行理論追溯的話，關于技術對經濟和金融的創新貢獻，其理論起點可以從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創新視角展開。他提到：“大規模、集群式的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和市場運行有著根本性影響。技術創新周期持續影響著社會經濟周期和金融結構的變遷。故而惟有充分把握重大科學技術變革及其產業化的基本方向和態勢，方可準確解釋實體經濟以及為其服務的金融體系的種種基本格局性的變化。”我們同意的是，技術對于經濟金融影響的本源，始終體現在“創新”二字之上。
作為當前時代的偉大技術，互聯網信息技術本身的創新特征包括：共享性、多元性、互動性、即時性。這些特點落到經濟層面，已經開始帶來深刻的變革。如宏觀經濟層面：改變了搜尋成本、匹配效應、交易成本、外部性和網絡效應；微觀經濟層面：改變了微觀主體的信息管理、激勵約束機制、技術進步和治理環境、企業組織的邊界；制度經濟學層面：在信息高速流動和傳播的時代，傳統的各類制度規則都遭遇了挑戰；倫理經濟學層面：原本難以解決的市場經濟倫理矛盾，在新技術條件下解決的可行性在上升。
當前互聯網信息技術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進一步映射到金融層面，我們則看到了：多樣性（新型機構、新型業務、新型方法）；草根化（直接面對大眾需求、低進入成本）；“小即是美”（小而專業的金融機構）；行業融合（實體經濟對金融領域的進入）；挑戰權威（非標準的行業規則、電子貨幣），等等。與之相應的理論解釋如：市場集中度降低、去中介化、實體經濟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一體化、雙邊交易平臺的競爭、貨幣替代等。
可以說，從理論和方法的不同層面上，互聯網信息技術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現代貨幣經濟學和金融經濟學這兩大學科體系。舉例來看，如下幾個研究領域就體現出令人興奮的探索前景。
現實理論沖擊一：新貨幣經濟學研究范式。英國經濟學家哈恩在1965年提出：為什么沒有內在價值的紙幣與商品和勞務相交換的過程中會具有真正的價值？即“哈恩難題”。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們開始對貨幣理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而感到不滿，并且提出了許多理論來試圖解決。其中，“新貨幣經濟學”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霍爾（Robert Hall）在上世紀8O年代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一種經濟分析方法，該方法最初是由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1970）、尤金·法馬（Eugene Fama，1980）及羅伯特·霍爾本人（1982）在其各自的論述中用來解決關于貨幣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問題。
新貨幣經濟學作為一種經濟分析方法，是在既有貨幣理論面臨巨大挑戰的背景下提出來的。主要是電子貨幣產生和快速發展之后，缺乏理論基礎的有效支持，并且主流經濟學家沿著傳統理論研究路徑不斷探索。即：如果貨幣最終消失；法定紙幣不再是惟一的交易媒介，并且最終被產生貨幣收益的由私人部門發行的金融資產所取代；或者貨幣全面電子化。那么，我們將如何描述一個沒有傳統貨幣假設前提的貨幣經濟學？這正是新貨幣經濟學帶來的悖論與難題。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貨幣政策層面的沖擊。在電子貨幣日新月異的今天，其形式也不斷演化，甚至出現了脫離央行控制的網絡貨幣形態。在新技術的沖擊下，貨幣概念、范疇、轉移機制都在發生變化。其中，大額與小額、銀行與非銀行、央行控制與非央行控制，構成了不同形態的貨幣及貨幣轉移帶來的深刻政策影響，這體現在對貨幣數量、價格、貨幣流通速度、貨幣乘數，以及存款準備金等制度的沖擊。如BIS早在1996年就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并認為電子貨幣可能會影響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如影響央行控制的利率和主要市場利率的聯系。BIS（2004）的調查發現，雖然在一段時間內預計電子貨幣不會對貨幣政策產生重大影響，但調查中的中央銀行都開始密切關注電子貨幣的發展。BIS（2012）認為非銀行機構發行的電子貨幣，對中央銀行的貨幣控制有一定影響，如影響短期利率水平等變量，但央行可以運用多種方式來保持電子貨幣與央行貨幣的緊密聯系，從而控制短期利率水平。
現實理論沖擊二：引入貨幣信用的宏觀分析。哥特勒（Gertler，1988）指出，宏觀經濟理論通常隱含地假設金融體系（financial system）順利地運作，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計。在總體上忽視信用和金融系統的大背景下，也有少數文獻主張信用或者金融體系（銀行）十分重要，但將二者在主流宏觀理論模型中結合在一起，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事情（瞿強、王磊）。由此，當前宏觀經濟學分析的一個重要前沿領域，就是結合信息時代的來臨，如何基于新的技術路徑、在宏觀分析模型中引入貨幣和信用。例如，上世紀后期出現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認為，造成經濟波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真實沖擊（real shocks）的擾動，包括技術進步的速度、制度變化、天氣等。這些因素的確可以解釋相當部分的經濟波動，但是卻忽略了金融系統的重要作用。那么，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是否會對熨平周期波動帶來新的更復雜影響？是否會使金融系統帶來新的周期擾動？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命題。
此外，在宏觀分析中如何充分考慮和預測金融危機，也是當前的重要挑戰。互聯網信息技術一方面有助于解決這一矛盾，如在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這一主流分析工具中進一步引入復雜系統仿真、復雜系統與網絡結構等，另一方面，互聯網信息技術同樣能產生新的風險與危機動因，給金融監管帶來新的挑戰，如股市的高頻交易、場外衍生品市場的風險快速傳染等。
現實理論沖擊三：金融功能的融合。按照傳統金融功能理論，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是互補的關系，同時不同金融子行業之前雖然出現融合傾向，但并未出現大規模混業的趨勢。互聯網信息技術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這一格局。首先，新技術使得金融業務的平臺化融合成為可能。一方面，互聯網加速了混業經營時代的降臨。隨著將來我國金融業綜合經營程度不斷提高，有的機構會越來越專業化，有的可能會轉向金融控股或銀行控股集團。互聯網信息和金融技術飛速發展，一是促進了以支付清算為代表的金融基礎設施的一體化融合，二是使得網絡金融活動同時深刻影響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傳統業態，并且給其帶來類似的風險和挑戰，由此，使得涵蓋不同金融業態的大金融服務平臺在制度和技術上逐漸顯現。另一方面，伴隨著各類金融企業和非金融企業以數據、信息和渠道為基礎的深度融合，融資、投資、支付清算、風險管理、信息提供等不同的金融功能與需求，也逐漸能夠融合在一起。從客戶角度來看，則是各種各樣的、大型或移動版的“金融與消費服務超市型”綜合平臺。所有這些撲面而來的變化，都使得金融功能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難以忽視。
現實理論沖擊四：行為金融學的深化。傳統金融理論認為人們的決策是建立在理性預期、風險回避、效用最大化以及相機抉擇等假設基礎之上的。而隨著行為金融學的興起，傳統微觀金融理論的有效市場假說基礎遭遇挑戰。行為金融學是金融學、心理學、行為學、社會學等學科相交叉的邊緣學科，力圖揭示金融市場的非理性行為和決策規律。長期以來，關于行為金融的一個普遍性批評，就是缺乏合乎經濟學研究范式的模型和實證體系。造成這一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技術缺乏有效支撐的前提下，無法對于市場主體進行更加細致的信息搜集和實證檢驗。隨著信息化和大數據時代的帶來，這一約束已在改變。
現實理論沖擊五：金融發展理論的演變。隨著國際經濟格局和發展中國家增長模式的日趨復雜，上世紀中后期以麥金農、肖和戈德史密斯等為代表的早期金融發展理論，逐漸在研究方法和現實考察等方面都體現出“滯后性”，無法更好地解釋和指導新的問題和變化。此后，逐漸出現了幾個方面的演變。一則，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上，上世紀9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家批判地繼承并發展了麥金農和肖等人的觀點，在內生增長理論的框架下，拋開完全競爭的假設，在模型中引入諸如不確定性、不對稱信息和監督成本之類的因素，這些都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演變密不可分。二則，許多學者開始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待金融發展，這些都是傳統技術范疇所難以解釋的變量。三則，計量驗證的興起也對論證和檢查金融發展理論的結論和政策主張，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土壤。所有這些，從技術和制度兩個層面上，都可以看到互聯網信息技術的引入和影響。在信息時代，對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適度性、金融深化與金融抑制的概念摒棄或重新應用、發展中與發達國家的金融競爭與合作等，都提出了諸多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難題和可能性。
現實理論沖擊六：金融倫理與普惠金融。進入21世紀，市場經濟倫理和金融倫理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如森《倫理學與經濟學》（2001中文版），博特賴特《金融倫理學》（2002年），[英]齊格蒙特·鮑曼《后現代倫理學》（2003年），阿蘭·斯密德《制度與行為經濟學》（2004年），安德里斯·R．普林多等《金融領域中的倫理沖突》（2007年）等。這些學者從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倫理問題，直到2005年普惠金融體系（Inclusive Finance System）的興起，開始提出了金融運行中一直得不到重視的問題，即如何在金融活動中充分體現道德倫理價值。
普惠金融在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被賦予了更加復雜而含混的表述，其核心矛盾問題在于：解決特定對象的資金需求還是其他金融需求？解決資金價格還是資金可得性？優先服務資金需求者還是資金供給者？依靠技術還是制度因素為主？可以看到，從金融服務的信用判斷、風險控制、成本與渠道約束等方面，互聯網信息技術引入都帶來了新的思路和解決方案，這里既有長期的技術影響，也有短期的制度優化。
現實中的局限性與多重挑戰
與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不同，我國的金融是在短期內自上而下、經過“頂層設計”而形成的，不是經歷長期的、從民間和草根、實體部門而逐漸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因此互聯網金融在我國一個重要價值，就是把“高高在上”的金融“高富帥”拉下神壇。但是與此同時，也要避免創造新的金融神話，包括在技術或者是制度層面。
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基于互聯網的新型金融模式，一定會取得成功嗎？以互聯網信息技術發展最快的美國為例，到2012年底，其網絡直銷銀行的存款總額達到4430億美元，雖然增速令人矚目，但是在美國銀行業存款大約10萬億美元左右的總額中，其占據份額仍然有限。與此同時，以ING為代表的網絡直銷銀行，其ROE水平遠遠低于美國銀行業的平均水平，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同時，據美國FDIC的統計表明，實際上近年來大銀行業務網點并沒有減少，相反在城市中心還有所增加。由此，一方面銀行業對互聯網的重視毋庸置疑，另一方面許多人認定的、對銀行物理機構的網絡化替代，似乎在技術最快發展的過去20年里，也并未出現，其原因是什么？當然，也有人認為，網絡銀行在中國面臨的特點完全不同，因為我們的金融結構有缺陷，存在難以滿足的巨大金融需求。但是，這恰恰說明了，如果某些互聯網金融形態在我國更加繁榮，或許是因為短期制度因素而非技術因素，這種變革的持續性究竟如何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為了打破“非此即彼”的邏輯和簡單“拿來主義”，而需要深究金融變革與演進的真正情況與內在邏輯。
其次，在技術引發的金融變革之中，傳統的勢力也是非常強大的。例如，移動支付是當前最具挑戰性的金融技術前沿領域，也是被認為能夠對傳統金融模式產生顛覆式影響的重要渠道。然而，據諸多研究表明，在全球移動支付擴張的盛宴中，銀行仍然牢固占據著主要份額，再就是傳統的電信運營商，還有依托電商平臺的支付企業，最后才是單一的支付機構。再比如，當我們被Lending Club上市所鼓舞時，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它可能距離P2P的精神越來越遠，逐漸成為大機構和大投資者的舞臺；也沒有注意到，Lending Club的業務創新實際上依托于與猶他州銀行Web Bank的合作，也難以擺脫銀行中介的渠道化烙印。同時，前段時間其股價大跌，因為其2014財年虧損3290萬美元，而一年前盈利730萬美元。之所以出現這一狀況，主要是因為隨著其營業收入翻番到2.13億美元，其營銷和產品開發成本遠超貸款費用。當業務規模超過“小而美”時，這些互聯網金融模式能否迎來蓬勃的商業擴張性？同樣值得我們深思。
討論這些問題，并非意味著對互聯網金融的悲觀主義，而是希望更加理性地看待技術帶來的金融變革，避免陷入新的投機、泡沫或狂熱。因為，符合大勢所趨，并不意味著當下一定正確。同時，無論是傳統機構還是新興組織，都在面臨新技術的快速變革，短期內新興組織“船小好掉頭”，大機構更加“笨重難轉身”，但在中長期的“賽跑”中，二者最終都會在面對挑戰中獲得其合理的功能定位。在技術變革導致金融混業常態化、機構組織邊界模糊化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金融功能、業務和產品的變化。
從金融功能的角度來看，互聯網信息技術對于金融更加深刻的沖擊，我們認為還是在金融基礎設施領域，如信息提供、支付清算等，尤其是基于大數據的信用信息管理，對于優化金融產品定價和提高金融交易的匹配效率，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此外，對于資金和資源配置、風險管理等領域的挑戰，還遠沒有呈現出顛覆性特征。而就資金和資源配置本身來說，互聯網信息技術對直接金融市場的影響，也遠大于對間接金融體系的沖擊，并開始改變著資本市場結構、定價機制、交易行為等。
當然，在中國所面臨的環境與美國并不相同，新技術帶來的金融業變革，與金融市場化所帶來的影響，都混雜在一起，使人難以看清其本質。但不管怎樣，衡量金融變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包括能否真正改變結構性金融供求失衡和期限錯配；強化對弱勢部門和主體的金融支持；有效改善金融基礎設施和信用環境；打破剛性兌付前提下的加強金融消費者保護；市場競爭性提升與風險有效控制等。在此原則基礎上，需要對技術所引起的金融效率、成本、風控的變化，與具有彌補市場缺損和制度套利型的創新區分開來，以此確定分別基于長期或短期視角的應對策略與監管思路。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所謂互聯網金融創新的價值，都建立在“金融有益社會”這一命題上。與諾獎得主羅伯特·希勒所希望的以金融民主化來打造美好社會有所不同，美國金融年會（AFA）主席Luigi Zingales在2015年初的就職演說中，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另一面，即在主流經濟學對該命題給予肯定的同時，社會公眾是否會給出不同答案，以及在實證研究中或許會犯經驗主義、先驗主義的錯誤。之所以討論這個，是因為筆者期望從不同視角來分析各種似乎確定無疑的命題，而非陷入簡單的比較借鑒或固定思維，這也符合互聯網信息時代帶來的開放性、多元化特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于中國視角，這或許可以提示我們，金融的重要性可能并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光鮮和眩目。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金融所依托的實體部門本身，而陷入全民“搞金融”的熱潮；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很多矛盾，根源不在于金融自身，而是財稅體制、收入分配、政府與市場關系等老生常談的問題，缺少了這些制度性的“水利設施”，“金融之水”的灌溉也無法真正順暢。
參考文獻
瞿強、王磊，2012，《由金融危機反思貨幣信用理論》，《金融研究》，第12期。
張曉樸、朱太輝，2014，《互聯網金融推動理論創新》，《新世紀》，第43期。
楊濤、程煉，2015，《互聯網金融理論與實踐》，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Luigi Zingales，《金融有益于社會嗎？》。
BIS, 1996, Security of Digital Money,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BIS, l996, Implications for Central Banks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oney, Working paper．
BIS, 2004, Survey of Developments in Electronic Money and Interact and Mobile Payments, Working paper.
BIS, 2012, Innovations in Retail Payments, Working paper．
Eugene Fama, 1980, "Banking in the theory of fina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Fischer Black, 1970, "Banking and Interest Rates in a World without Money: the effects of uncontrolled banking", Journal of Banking Research.
Gertler, Mark, 1988,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y: an Overview",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3), pp.559-588.
Robert E. Hall,1982,"Review: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 Re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Developments in Monetary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0, No. 4 (Dec.), pp. 1552-1556.
責 編∕馬冰瑩
Prospec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amid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Yang Tao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which is symbolized by the rise of the sharing economy, hav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upon the existing financial model. At present, Internet bank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fashionable" words. A large number of Internet-based financing modes begin to emerge, pressuring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xplore transformation. As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auses mixed financial operations and fuzzy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functions, business and product as well as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
Keywords: Internet +, Internet banking, new monetary economics, inclusive finance, sharing economy
楊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所長助理、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貨幣與財政政策、金融市場、產業金融、政策性金融、支付清算。主要著作有《互聯網金融理論與實踐》、《中國支付清算發展報告（2015）》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