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個全面”讓中國的富強之路，獲得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和支撐，將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最重要的國家戰略，成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理論創新，是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的思想戰略基石,作為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總綱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指明了方向。四個全面作為黨指導經濟社會建設的根本指針，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歷史背景。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運用經濟學理論解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內在聯系，為理解中國經濟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提供參考，是一項重大的跨學科理論課題。
【關鍵詞】“四個全面” 小康社會 深化改革 依法治國 從嚴治黨
【中圖分類號】 F043 【文獻標識碼】A
先進的思想體系是國家民族富強的本源
歷史上，中華民族曾在東亞地區創造出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從人口和產出來看，直到清朝中期，中國依然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占全球總量的近30%。但在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之后，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在科學技術和人均產出上的差距迅速拉大。回顧歷史，中國在農業社會取得的經濟成就與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大解放緊密相關，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治理結構保障了中華民族近2000年的文明發展。而西方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出現的重要思想基礎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形成的思想哲學體系，以及與之相對應的社會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由此可見，思想體系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源動力，由思想體系發展引發的創新和實踐活動是改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命運的根本方法。同時，思想體系的發展也不是憑空出現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時對世界認識的加深也會反過來不斷修正和發展思想體系。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作為基礎，傳統社會治理結構在經歷了數千年的發展演化之后逐步僵化，無法適應基于商品貿易的社會大分工和工業化的生產組織形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國家在工業革命和地理大發現基礎之上，對政治制度、國家治理體系迅速做出了調整，形成一整套先進的西方文明體系。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全面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飽受列強入侵，國家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急劇衰落。從戊戌變法到北洋政府、從北伐戰爭到建立民國，中國人嘗試了各種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缺乏思想基礎，這些探索無一例外的都失敗了。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時起，實現國家富強，將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工業國的夢想仍然是全體中國人孜孜以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史和建國史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在吸收引進外來思想體系的過程中，能及時發現其與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和特征不相符之處，并通過實踐予以修正，進而發展出適應中國實際的思想體系。中國革命最終的勝利離不開從井岡山走出來的毛澤東思想，摒棄了盲目學蘇聯革命經驗試圖依靠大城市工人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革命模式。在“如何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這一關系到中國如何富強的關鍵命題上，沿襲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特定的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依靠集中全國之力突破工業化的重要關鍵點，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基本建成了完整的軍事工業和重工業體系，保障了國家安全。依靠強有力的國家動員能力，完成了現代國家行政治理框架的構建，使基礎教育、基本衛生醫療、交通通訊電力等現代社會發展的基礎設施深入到國家最基層的每個角落。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1949年的36歲，上升到1978年的65歲，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社會經濟發展指標。
但在全球技術進步加速，社會分工加深的背景下，計劃經濟體系，及其背后的國家發展思想體系已經無法適應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鄧小平在中國需要進一步向前發展的關鍵時間點，提出并不斷完善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的理論體系，找準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阻礙，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改革開放，適應全球技術進步和國際分工的新形勢，妥善利用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工業基礎、人力資源和基礎設施，將中國社會經濟推進了一個嶄新的發展軌道。
一個國家生產潛力的發揮離不開一整套完善的、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制度設計和安排。鄧小平理論，以及其繼承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這些重要的思想體系著眼于通過不斷“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釋放被計劃經濟體制束縛的生產要素的發展潛能來發展經濟，并逐步建立起適應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治理體系和制度，將計劃經濟時期模糊的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邊界清晰化，使企業和政府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內發揮組織社會生產、消費和分配的角色。實踐證明，鄧小平理論的提出和不斷完善為1978年以后的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使中國實現了30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但“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推動。改革過程中出現了新的問題，人民群眾和地方政府通過自身的智慧去解決問題，然后向全國推開幾乎成為改革的常態。改革缺乏明確目標、制度安排缺乏頂層設計，廣大老百姓不理解、不明白政府的發展目標和實現手段，使得中國改革和經濟發展常常受到質疑。一些不了解中國的人不時提出“中國崩潰論”，雖然事實證明他們是錯誤的，但也嚴重干擾了群眾對中國共產黨能否帶領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信心。
“四個全面”重要思想的提出，為進一步改革與發展建立起了目標框架和實現手段，從思想體系和理論高度強調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提出一個國家的發展，財富的創造源于全體人民的辛勤工作，而發展的成果也理應惠及全體人民，發展的目標不僅僅是更多的GDP數量指標，還應包括社會公平正義目標，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就是經濟建設和制度安排要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帕累托改進為目標。而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除了依靠全體老百姓的辛勤工作以外，制度建設被提到了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同樣重要的位置。制度建設分為三個方面：一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在原有的社會制度基礎之上，深刻反思自身在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加快制度更新，破除既得利益群體的干擾和阻力，實現真正的社會公平正義；二是通過推進法治建設，將成熟的制度設計法制化、規范化，依靠法律制度替代官僚作風，減少國家和政府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提高整體經濟運行的效率；三是突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建設，向腐敗和將自身利益凌駕于全黨、全國利益的少數分子宣戰，進一步提升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社會領導力量的先進性。“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既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手段，同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是中國制度建設的發展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體系保障。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
中國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和長期經濟增長，是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民眾經歷的最為重要的經濟事件。每個中國人都能直觀地感受到長期經濟增長帶給自己和家庭的巨大變化。對比祖輩、父輩在相同年齡能夠消費的產品和服務的數量，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為置身于這樣一個巨變的時代而激動不已。而與世界先進的發達國家進行橫向比較，從勞動生產率、人均產出、人均收入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才能實現國家富強的歷史進程。中國已經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和與世界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是理解“四個全面”重要思想的基礎。
討論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無法繞開改革開放之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歷程。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之初，是一個人均產出很低的農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工業品十分缺乏，并大量依靠進口。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由于對如何完成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認識不足，沿襲蘇聯的經濟建設思想，中國選擇了計劃經濟的組織模式，將絕大部分經濟資源控制在國家和政府手中，使用計劃指令而不是價格機制來組織社會生產。如果僅從產出來看，中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發展速度并不慢，GDP年均增長6.14%，人口由建國之初的5.4億增長到1978年的9.6億，第一產業占比由1952年的51%下降到1978年的28%，第二產業占比由1952年的21%上升到1978年的48%，基本完成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國家行政治理結構建設，取得了核武器研制、人造衛星發射等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都不遜色的科技成就。但計劃經濟時期產出的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居民消費的增長，每年新增產出的絕大部分被計劃經濟體制用于增加物質資本投入，而不是增加消費和改善人們生活條件，人民普遍生活貧困。高積累低消費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并帶來工業企業缺乏盈利能力和技術研發能力、價格信號扭曲、商品短缺、限制人口流動的農村戶籍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逐步放開對經濟資源的國家控制，按市場經濟規律組織生產，中國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GDP由1978年的3645.2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63.64萬億元，扣除物價因素，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36年實際增長了近30倍，不僅遠遠超過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優于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濟騰飛階段所取得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人均GDP，城鄉居民收入，進出口貿易額，城市化率等經濟指標也實現了高速增長，貧困人口迅速減少，使所有國民解決了溫飽問題，將中國從一個貧困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及世界第一出口大國，堪稱世界經濟史上最璀璨的經濟增長奇跡。
與韓國、臺灣等亞洲其他直接采用市場經濟體制和外向型經濟，完成由農耕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經濟體相比，中國在通過對外開放發展勞動密集型、出口主導的工業以實現經濟起飛的同時，延續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和科研教育體系，加上巨大的國內市場和地區間經濟協作機會，因此能夠在完成經濟起飛之后的產業升級轉型過程中，實現由模仿創新到自主創新的關鍵飛躍，從而為經濟可持續發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堅實的基礎。例如，深圳市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在發展的初期主要依靠吸引大量勞動力從事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為目的的外向型經濟，而隨著經濟發展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特別是幾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深圳市依靠向內地轉移原有產業，吸引全國優秀人才，已經成功轉型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高科技工業產品研發和生產基地，高新技術工業產值位居全國前列，并有可能成為引領中國工業部門自主創新的領頭羊。
中國經濟增長是后發優勢的典范。后發優勢是指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國家，由于人均物質資本水平低，受資本報酬遞減的影響相對較小，工資水平低，能夠通過積極融入國際市場、引進他國先進技術和資金，實現低成本技術進步和國家工業化，進而實現比經濟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后發優勢意味著國家之間的人均產出差異存在縮小的趨勢，但世界范圍內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并未出現縮小的現象，只有少數國家和地區，例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香港、韓國、臺灣）等發揮了后發優勢，成功地由發展中經濟體躍升為發達經濟體。大量的發展中國家，雖然擁有廉價的勞動力和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仍然無法吸引到足夠的外國資金和技術，無法實現經濟的起飛。南美的一些發展中國家，雖然利用后發優勢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和融入全球經濟分工體系，但由于不太完善的國民教育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缺乏足夠的自我創新能力，產業無法升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幾十年而無法自拔。
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方面取決于建國以來不斷積累起來的基礎條件，另一方面取決于經濟制度能否不斷做出適合經濟發展水平的改革和調整。如何激發資本、勞動、知識、技術和各種自然資源的最大生產潛能，是社會制度，特別是經濟制度所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沒有一套高效運轉的社會制度，后發優勢就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這也是世界上仍然存在如此眾多欠發達國家的根本原因。相對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可以通過要素積累或引進國外資源來實現經濟起飛，經濟制度通常來源于一個國家的社會傳統和經濟發展階段，其轉變往往是緩慢的，并且很難將他國業已成熟的經濟制度照搬到本國使用。“四個全面”著眼于制度建設，符合中國現階段和今后長時間發展的需要，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兩個百年”目標最關鍵的戰略思想。
中國經濟“新常態”和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挑戰
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隨著資本要素報酬遞減，與世界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逐步縮小，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調整，經濟增長將由要素投入增加驅動的數量規模擴張，轉變為技術進步驅動的質量效率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將逐步放緩，計劃經濟遺留的制度設計安排與市場經濟高度發達之間存在的矛盾日益突出。
中國改革開放的前35年，最重要的戰略思想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鄧小平理論”的補充。“鄧小平理論”一個突出的特征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制度建設和改革問題上，從容易的做起，進行增量改革，將爭議大的難點留待經濟發展之后再來解決。這一策略在改革開放初期是行之有效的，能夠迅速釋放生產力，實現經濟起飛。但隨著經濟的深度發展，容易改革制度的發展潛力逐漸釋放完畢，原有體制中的改革難點已經越來越成為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存量改革必須提上議事日程。事實上，作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補充，“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已經初步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的內容。無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抓大放小”國企改革、劃分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的財政分權改革，還是本世紀前十年的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中國的改革步伐從未停止，并為下一步的改革做好了鋪墊。
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方面對充分就業、財政收支平衡等國家宏觀經濟目標帶來了一定的挑戰，另一方面充分暴露出被高速經濟增長掩蓋的體制機制問題，為進一步深化改革和制度建設提供了機會。在經濟“新常態”下暴露出來的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
投資率高，勞動收入占比低。為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從計劃經濟時期開始，中國的投資率就很高，大量的產出被用于資本積累，而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的占比長期偏低，勞動者的收入不足極大地制約了居民消費增長，使城鄉物質匱乏成為計劃經濟的常態。改革開放之后，雖然引入了市場經濟和價格機制，但大量勞動力供給和仍然稀缺的資本，造成投資率偏高的經濟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經濟分權模式下地方政府對GDP數量的追求，使追逐資本投資成為贏得GDP錦標賽的重要手段。基于經濟高速增長預期背景，地方政府和國有經濟部門將大量資本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其他行業，尤其是創新產業的投入。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重（投資率）由1982年的32%上升到2013年的48%，其中，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接近50%。大量的投資使中國工業生產條件和基礎設施迅速向世界一流國家靠攏，但資本都是要求回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度投資會壓低投資回報率，使投資在財務上不可持續，進而影響經濟增長質量。高投資對應于低消費和勞動收入，使國內市場消費不足以支撐新形成的產能，不利于產業轉型升級。投資率偏高和過度投資既是中國經濟過去高速發展的動力來源，也是經濟“新常態”下制約中國經濟減速提質的關鍵點。
產權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國企的邊界。產權明細是市場經濟和價格信號發揮作用的基礎。計劃經濟將整個國家視為一個整體，沒有明確的產權制度安排。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源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農村土地使用權和收益權的重新安排。隨后一系列經濟體制改革措施，都是在不斷明晰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經濟活動主體的產權界限，從而不斷強化價格信號作為市場經濟調配資源的關鍵作用，進而不斷激發普通勞動者的生產熱情，提高經濟活動效率。中國從計劃經濟不斷向市場經濟轉變所做的改革，一直強調先易后難，對關系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土地產權制度、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劃和時間表。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產權制度缺位，被資產增值所帶來的收益所掩蓋，而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進入“新常態”之后，產權不清晰問題有可能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大障礙。以地方政府進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為例，當前大量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于國有土地出讓收益，而土地產權不明確使土地增值收益無法被社會各階層分享，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情況下，往往成為引起社會矛盾的關鍵點。新形成的基礎設施同樣存在產權不明確的問題，對于使用道路的普通消費者而言，中國高速公路幾乎成為全世界最昂貴的交通基礎設施，以“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為出發點的道路收費行為，被不明確的產權嚴重扭曲，占據公共資源興建道路的經營主體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必然宣稱自身虧損嚴重，需要持續占有收費權。
先富與共富的關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改革開放之初進行增量改革，引入市場機制和價格信號的出發點。事實證明，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部分人的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實現了富裕的目標。但不可否認，在產權制度不明晰的制度背景下，也存在一部分人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攫取了不應當屬于自己所有的社會財富。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目前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收入差距過大的0.4的標準。中國現階段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居民之間收入的巨大差距，既有市場經濟條件下按勞動和其他要素投入分配的合理部分，同時也存在制度設計不完善、產權不明晰帶來的不合理部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按照勞動者自身付出的勞動和努力獲取報酬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共同的基本經濟活動準則。市場經濟允許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以激勵普通勞動者的勞動熱情。與此同時，市場經濟強調公平交易，那些利用產權漏洞，通過非法手段攫取不應屬于自己的社會財富的行為破壞了市場經濟賴以持續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因此，“四個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反映了普通百姓對寬裕、殷實理想生活的追求，也包含了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能否實現先富帶動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小康社會發展目標，解決在前期增量改革中一直回避的制度設計和明確產權界定的問題，處理好先富和共富的關系，解決收入差距、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問題是關系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任務。
改革的頂層設計。要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制度設計和產權界定問題，依靠增量改革，利用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紅利來規避不斷出現的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難以延續，中國面臨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現實問題。改革有兩種路徑，一是“自發”形成的改革，過去三十幾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大量的改革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在逐步釋放被原有制度安排束縛的生產力的過程中，通過經濟特區先試先行，將被實踐證明有效的改革方案逐步向全國鋪開，實現增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目標；二是基于先進的思想體系和現實問題的認識，提前布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這類改革往往在社會經濟發展遇到關鍵瓶頸，漸進式的“自下而上”的增量改革無法達到使制度安排適應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特征時推出，幫助經濟突破關鍵制度障礙，為長期可持續增長打下基礎，例如上世紀九十年代朱镕基總理推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有先進的思想體系作為指導，可以在關鍵領域、關鍵時間點形成一點突破、全盤皆活的作用，輔以對制度安排進行修補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能夠形成持續的釋放社會生產力的驅動力。因此，“四個全面”中“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在總結改革開放歷史經驗的基礎之上，以“四個全面”先進思想體系為指引，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生活小康戰略目標進行改革的頂層設計，完善中國現有的市場經濟制度安排，明確各級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完善國有企業治理機制，使市場和政府各司其職，共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奠定基礎。
法律作為制度安排的基礎作用。“自下而上”的改革由于是漸進式的增量改革，往往與已有的制度安排不兼容，需要不斷調整作為經濟活動基礎的制度安排，這給各類經濟活動留下了灰色地帶，一些合理但不合法的經濟行為被政府默許并促進了經濟發展和改革推進，而一些合法但不合理的經濟行為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并為部分人利用，攫取社會財富。制度安排的灰色地帶使社會矛盾激化，不同主體對制度安排的不同解讀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和沖突。法律是規范化的制度安排，不允許灰色地帶的存在，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相比，嚴格按照正式的法律條文行事，可以增強老百姓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信心和對政府的信任，避免社會矛盾激化，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都可以做，法律規定的事情都必須做，將法治作為政府和市場各自行事的邊界，有助于理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一旦明確了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將“自上而下”的改革作為改革的重要突破點，那么“四個全面”中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改革開放以來成功的制度安排固化下來，在進一步深化改革過程中，以立法為先導，以嚴格執法為手段，避免灰色地帶的產生將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保障。全面依法治國，是保證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重要基礎。也可以這么說，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世界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必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由于產權制度不明晰、法律體系不完善、經濟活動的灰色地帶和政府對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過度干預，一些人在改革過程中攫取了非法的財富。這些情況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破壞了中國共產黨的聲譽，反腐敗問題已經成為關乎中國經濟能否繼續發展和中國共產黨能否繼續引領中國發展的核心問題。中國共產黨已經意識到“全面從嚴治黨”的極端重要性，并發起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反腐敗斗爭。大批貪腐官員落馬，一方面是由于這些官員自身品質低下，另一方面是治黨不嚴所致。腐敗嚴重損害了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是社會不公和兩極分化的一大推手，是中國社會經濟長期而健康發展最大的攔路虎。當前嚴厲的反腐敗斗爭對于恢復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意義重大，具有立竿見影的作用。與此同時，根除腐敗存在的制度設計上的灰色地帶，以明確的法律規范政府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和作用，避免政府官員干預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是關乎中國共產黨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議題。“四個全面”中的“全面從嚴治黨”，不僅僅是單純一時的反腐敗斗爭，更是對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和國家制度建設提出的宏偉發展目標。
“四個全面”是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戰略綱領
從字面意思上看，“四個全面”很容易被片面地理解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途徑。實際上，詳細梳理中國經濟“新常態”下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問題，能夠發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反映了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自主研發和技術進步成為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背景下，先進的思想體系對“如何實現中國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轉型升級？如何從片面強調GDP向關注民生和社會公平正義轉型？”作出了科學回答。
通過進一步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和全面制度建設，提高內生經濟增長的動力，全面發揮國內現有技術、勞動、資本、土地、知識及各種其他自然資源的生產潛力，特別是落后地區與經濟發達地區之間的增長趨同潛力，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建立一整套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是“四個全面”的重要思想內涵。例如，通過“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戰略，使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之間通過交通、信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經濟增長趨同，盤活全國所有地區的要素資源。通過將改革的成果形成法律條文，依據法律減政放權，將市場的權利還給市場，用好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發揮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優勢，一方面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充分激發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增加政府對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供給，在經濟增長調速的背景下，增加就業和居民收入，用好“雙引擎”，力推中國經濟爬坡、轉型和技術升級，確保經濟的發展速度和增長質量的不斷提升。
“四個全面”的治國理政方略非常具體，讓老百姓聽起來有血有肉，容易理解，使大家明確努力的方向不僅僅是共同富裕，還有保障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設安排。這些制度安排邏輯嚴密，環環相扣，能夠成為中國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石。
“四個全面”不僅繼承了改革開放以來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的鄧小平理論，同時也不回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現階段面臨的問題，從制度建設的高度為解決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提出了具體的解決方案，即通過改革和法制化建設，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有所為有所不為，調動全國人民的力量，全面激活和充分利用各種生產要素，把經濟社會建設推進新的、更高水平的發展軌道，堅定信念去奮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國家的長期穩定和富強。
The Advanced Thought System Determining the Fate of China
—On How to Implement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under the New Normal
Yao Shujie Wang Feng
Abstract: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provides the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support for China's prosperity. It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national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a mileston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is the strategic cornerston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general program for the CPC to govern China in the new period, pointing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to some extent, inevitable that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becomes the Party's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gui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economic normal background, it is a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subject to use economic theories to interpret th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finishing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fully advancing law-based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promoting all-round strengthening of Party self-conduct"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end in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the 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well-off society, deepen reform, rule of law, all-round strengthening of Party self-conduct
作者簡介
姚樹潔，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院創建院長，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經濟學原理、制度經濟學。主要著作有《Economic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reforms》等。汪鋒，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經濟學系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