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做法啟示我們，面對分享經濟時代的來臨，不能因為和現行監管法規相沖突，就采取禁止的態度。政府應該主動順應并改進與市場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涵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現階段政府職能面臨著多重挑戰，一方面既要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發展職能；另一方面，也面臨著日益迫切的社會建設任務，需要不斷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當前，我國政府模式同典型的管制型政府相比，更偏重于經濟管制職能，其社會管理職能尚不發達，而公共服務職能則更加欠缺。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政府模式將處于管制型與服務型兼具，并逐步向服務型過渡的階段。然而，以往政府在處理與市場、與社會的關系時，仍然秉承“全能政府”的理念，習慣于全面干預，強調行政管理，“該管的要管，不該管、不能管的也要管”，結果往往是本末倒置，造成政府職能的“越位”與“缺位”并存。當前，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實現從“政府本位”、“權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權利本位”的轉變，也就是要將政府界定為增進全社會福祉的一個“服務者”角色，改變傳統政治中“官重民輕”“官顯民微”的格局。因而，服務型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的政府。

按照以上思路，我們再來審視分享經濟。分享經濟能成為一個趨勢存在多重原因，包括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諸如環保低碳的觀念、重視體驗的觀念、物盡其用的觀念等等。此外，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大大降低了人們進行分享的成本。然而，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有需求，是一種典型的由科技革命引發的按需經濟。“專車”“拼車”之所以盛行，很大原因在于城市中普遍存在出租車“車難打、氣難受、價不低”的現象。“管制”是政府為糾正市場失靈時采取的手段，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市場條件下資源配置和再分配的效率，從根本上講，“管制”的基本理念就是政府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恰恰由于行業管制和行政壟斷，出租車數量在很多城市已經多年沒有太大變化，供需矛盾越來越突出，導致群眾打車難。現在，因為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專車”和“拼車”應運而生并受到了市場的歡迎。可是，目前汽車分享市場的發展依然遭受著政府管制的阻礙。

在實踐中，很多管制政策大都是為了管制機構的方便、滿足管制機構部門利益的需要，一些甚至是出于為某些特殊利益集團謀取穩定的壟斷利益的需要而設置。以出租車行業為例，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綜合交通規劃院院長張國華認為，實行數量管制，本來為了保障消費者利益，實質上造成了出租車市場的壟斷經營。某些政府部門依據現有法規，對“專車”“拼車”進行打擊處罰，實質上是動用公共資源保護一部分群體而打擊另一部分群體，偏離了政府作為社會普遍的公共利益代理人的角色，這種只保護一小部分人利益的行政行為，也得不到公眾的認可和支持，甚至還會削弱政府機構的公信力。

出租車市場的種種問題就是因為存在不合理的管制，同樣，這些管制政策正限制分享經濟這種新型社會經濟模式的長遠發展。面對方興未艾的分享經濟，政府應該順應市場需求，調整管制政策，優化政府職能。

分享經濟帶給中國的契機

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需要積極打造“雙引擎”。“創客”“互聯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新詞、熱詞紛紛進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互聯網+”催生的分享經濟對傳統產業的提升作用日益明顯，將成為新常態下的發展新引擎。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難以形成的。”顯然，近幾年來的蓬勃發展已經證明分享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社會經濟模式非常有助于解決“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面對分享經濟時代的來臨，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等問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分享經濟不僅需要創業者的激情、商業天才和互聯網技術的廣泛應用，更需要政府順應時代發展要求，響應人們的現實需求，不斷調整政策，優化管制職能。政府應以彌補市場失靈為主要原則，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為主要宗旨，促進社會福利最大化。

（本文作者為上海大學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