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帶下游地區城市職能分工互補性強，中上游地區尚未形成互補的職能分工體系。為探討長江經濟帶城鎮職能體系結構，根據2010年各城市人口普查就業結構數據（重慶市為主城區數據），借助SPSS統計軟件，采用聚類分析方法探討各城市職能結構，結果表明，目前長江經濟帶服務型城市僅有上海市1個，表現為服務業極為發達；制造型城市也僅有蘇州市1個，表現為制造業極為發達；制造服務型城市有15個，主要集中于長三角地區，中西部地區僅有重慶市、武漢市與成都市3個城市，表現為制造業和服務業相對突出；其余229個城市均為綜合職能、分工不明確、互補性差的綜合性城市，即三次產業從業比重相對均衡，尚未分化出優勢行業。根據城市職能分工體系可見，長江下游地區的城市發展職能分工與互補性較強，各城市之間職能分工體系逐步形成，典型表現為上海市與蘇州市之間的互補，而長江中游和上游地區產業層次較低，高附加值產業比重較小，則尚未形成相對緊密的產業職能分工和互補合作體系。

城鎮體系空間分布不均衡，空間運行成本高，城鎮化發展質量下游高于中上游。城鎮人口過于集中于下游地區加大了下游城鎮化壓力，削弱了上中游的城鎮化動力。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為例，下游地區三省（上海、江蘇、浙江）以占整個經濟帶10.3%的土地承載了36.4%的城鎮人口（1.01億），中部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以34.3%的土地承載了36.6%的城鎮人口（1.02億），西部四省（重慶、四川、貴州、云南）以55.4%的土地僅承載了27.0%的城鎮人口（0.75億）。城鎮人口過于集中于東部地區給其造成了嚴重的資源環境壓力。中上游地區的物流有70%以上要通過長距離運輸到下游地區出海，這樣加大了空間運行成本。由于人才、技術外流也減弱了西部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長遠來看不利于長江流域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亟需采取相應措施，扭轉目前東強西弱的城鎮化格局，促進城鎮化在全經濟帶的均衡發展。

經濟帶城鎮化發展對流域資源環境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長江經濟帶占據全國近一半的能源消費總量，排放出超一半的廢水和1/3的廢氣廢物，城鎮化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從經濟帶能源消費分析，2013年長江經濟帶能源消費總量達到了16.90億噸標準煤，占全國的45.08%，自2000年以后年均增長9.2%；從環境污染狀況分析，長江經濟帶廢水排放量達376.54億噸，占全國的54.1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塵的排放量分別達到了706.45萬噸、717.34萬噸與356.91萬噸，分別占全國的34.56%、32.20%與27.92%，固體廢棄物產生量達到98053.6萬噸，占全國29.92%。可見，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對資源環境產生了較大壓力，需采取相應措施，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適應，以推動長江經濟帶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

建設以流域一體化和交通一體化為主導的束簇狀城鎮體系

長江經濟帶在國家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自身作為流域經濟帶的屬性，決定了未來發展需要走以流域一體化和交通一體化為主導的束簇狀城鎮體系建設的新型城鎮化發展之路。

以流域一體化為主線，構建“水軸串城”的串珠狀城鎮體系，優化經濟帶城鎮等級規模結構體系。針對長江經濟帶城鎮體系等級規模結構的“金字塔”型結構特點，以長江黃金水道為水軸，以長江流域一體化為主線，構建“水軸串城”的串珠狀城鎮體系。一是進一步強化“塔尖”上的兩個超大城市上海、重慶分別對長江下游和長江上游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確保龍頭龍尾同時崛起；二是下大力氣建設“塔身”地帶的特大城市武漢和大城市長沙、南昌等長江中游地區城市，目前長江中游地區整體上處在“塔腰地帶”，中游地區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能力較弱，對長江經濟帶一體化發展具有“拖后腿效應”，亟須將武漢等中部地區特大城市培育成為長江經濟帶中游地區的戰略支撐點；三是夯實“塔底”數量眾多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作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衛星城市和組合城市，構成了長江經濟帶上“水軸串城”的串珠狀城鎮體系，是長江經濟帶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主體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塔尖—塔身—塔底”不同等級規模城市的培育和強化，優化形成長江經濟帶由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等不同等級規模城市構成的的新金字塔型城鎮等級規模結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