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至少蘊含著兩個重要的價值追求，一個是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即解決利益分配懸殊過大的問題。建成既是目標，也是一種社會形態，還是一種價值觀，以建成作為我們的檢驗標準，那么就涉及到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問題，就涉及到社會階層和集團的利益平衡問題，這就回到了共產黨“均貧富”“消滅剝削”“共享繁榮”的社會理想上來。如果我們全面理解習近平的舉措，就會深刻感受到他的政治理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比如限制特權是一種利益再分配，因為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觀的基本要求。再看反腐，這決不僅僅是消除腐敗，也存在著解決特權階層的利益壟斷問題，還是解決共享的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這個權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包括生存權，也包括民主權利，充分體現在小康社會之中。

另一個是將發展引向理性。當下我們建設的是小康社會，而不是全面建設發達國家，這與文革時期的超英趕美迥異，尤其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理性殊為難得。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是停留在利益共享上，這個小康一定是存在偏差的，不穩定的，沒有希望的。因為，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滿足人無度的欲望，只強調和激發物質利益需要，而不去引導價值觀，實現物質和精神的平衡，很可能經濟越是繁榮，物質利益越豐富，矛盾越多，風險越大。一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飯吃，有了飯吃后會生出許多事來，而生出來的事一定是精神領域的。這就是習近平一再強調信仰，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重要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背后的政治邏輯和實現路徑。所有改革無非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權力分配，另一個是利益分配。我們的體制改革一定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放權后，我們的制度特點與西方的制度特點有何差異？放權后，我們的政府還要不要維持如此龐大的規模？因為以前我們的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經營，有人講“總理是最大的總經理”，如果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那么分配資源的能力必然下降，這時，中國的權力構成和運行會怎樣，很值得思考。

改革的目的是興利除弊，但改革的實質和路徑則是創立一種新的游戲規則和邏輯。我們習慣于強調政治的神圣，并循著追求真理的路徑推進改革。歷史上走向失敗的政治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把握權力的本質與權力的運行規律。要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有效推進，很重要的是去除政治絕對化和神圣化，讓政治權力運行回歸本質，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改革其實就是打破舊的游戲規則，建立新的政治游戲規則。

任何領域都有游戲規則，包括政治領域，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解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之流的腐敗問題。按照原有的政治邏輯，這些人如果不清理，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訃告上一定出現“忠誠的馬克思主義戰士”“我黨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領導人”這樣的表述。這些溢美之辭放到革命戰爭年代走來的革命者身上是準確的，用孫中山先生的觀點，他們屬于“首義黨員”，是有高尚精神和堅定政治信仰支撐的，但放到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身上，就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權力的漩渦中不會產生高尚，這是被現實所證明的，是不依集團和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承認其間的特殊規則，才會建立新的有異于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規則。

“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說明我們要以科學思維和政治觀指引改革探索，否則不僅無法找到新路，還會摧毀現有的精神和價值系統，導致紊亂。實際上，鄧小平與毛澤東選擇了不同的前進路徑，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時，革命階段的探索極其成功，但執政階段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只能自己找路，這便出現兩個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毛澤東失敗了，但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沒有毛澤東的失敗，就沒有鄧小平的成功，也就不會有跳出“兩個凡是”，原本這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使然。習近平主導中央政治局學習辯證法，堅持“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的出發點，而闡明的中國與西方和世界的政治關系，又表明了新的看法，也就是參與世界文明創造的新的政治觀念。

“全面依法治國”背后的執政方式和執政理念。革命黨與執政黨、法治與人論，類似的問題都屬于繞不過、躲不開的難題，必須直面且需要作出理論解答。黨的理念處于革命階段，包括以革命理論支持執政階段，法只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為調節社會和激發力量都來自于階級和革命，也就是說階級對立可以完成一切社會關系的處理。進入執政階段，尤其階級關系消失以后，社會矛盾主要反映為階層或集團的利益關系，黨不可能再以區分階級關系來完成社會調節，必須形成新的邏輯，即必須產生新的游戲規則和價值系統，這就必然選擇人類文化史上最具特色、最有成效的兩個規范方式，一個是契約亦即法治，另一個是道德規范亦或德治。從人類的更高級階段看，德治更可靠，但在人類尚未進入更高級階段時，只能強調法治，輔之以德治。

走法治道路，必然涉及到政治觀，換言之，沒有政治觀的突破，也便沒有法治的真正實施，這一點我們與西方是存在差異的。西方法治觀念深厚，早在公元前450年，羅馬廣場上就樹立了12銅表法，并由此奠定西方的法治基礎，同時這個基礎還得到了宗教的支撐，因為前有猶太教的摩西與上帝的約定，后有基督教的耶穌與上帝的約定，這些契約都支持法治，強化法治。

全面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國最大的差異在于，后者是治國的手段之一，而前者則是治國的根本乃至全部。這就意味著若干政治觀念必須確立起來。一個是“善于把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即實現觀念上的突破，把黨的治國理政思想注入法的范疇；另一個是黨的主導作用要在法的規范下活動，也就是黨帶領人民制訂的法應當帶頭執行，即強調自我約束，尤其要形成內生的邏輯和一致性，而不是“兩張皮”，否則難以跳出“黨大還是法大”的泥潭；再一個是努力把理論化作實踐，或者說將理論化作制度設計。

依法治國不是新思想，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大力倡導的，所以我們高度關注全面依法治國，在于其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設計中，最為核心的是依憲治國，這實際上是習近平在紀念憲法頒布35周年大會講話中所突出強調的。依憲治國原本是現代國家的最顯著標志，之所以在當下中國成為熱點，主要是涉及“黨大還是法大”問題，涉及“宣誓效忠憲法與向黨旗幟宣誓”的問題，涉及現有憲法規定的一些公民權力如何落到實處的問題。

一段時間來憲政成為敏感詞，其實，憲政道路漫長，并非一蹴而就。美國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道路，但開國者設計的憲政思想，也是通過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斗小民”參與的司法大戰方才實現。中國的憲政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證真正實現憲政，也將有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期間不要為那些以西方憲政為評價尺度者詰難而動搖，而回避。所以，確立路徑就是一種政治觀念和政治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