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和革命差異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為誰執政和怎樣執政，而這個問題背后又是為什么執政，為執政而執政就會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會生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時的法律也就成了執政集團壟斷權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義的保護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終生追究，領導干部打招呼要記錄在案，這就意味著，主要領導打著黨委領導司法的旗幟謀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謀取一個單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征的突破。

“全面從嚴治黨”背后的政治倫理與廓清權力。習近平一再強調“政治規矩”，是因為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路徑和不二選擇。政治規矩主要反映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設計，另一個是遵循權力運行規則的意識，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進化為社會的人，追逐的重點之一是權力。政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先進與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對權力的授受關系的認識上，同時反映在權力建構和運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路徑，突破口在于規范權力的運行。長期以來，我們的權力出現嚴重失控現象，一方面由于缺少強有力的外部監督，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原本潛規則重過顯規則。要改變這種情況，走西方政黨輪替和三權分立的道路是不現實的，根本出路在于自我改善，建立一黨執政下的政治倫理規則，也就是設計中國特色的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模式。

當下中國迫切需要構建政治倫理規則，因為西方國家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宗教和法律起規范作用，我們的宗教不具有社會規范和調節力量，法治又處于發展進行時，且處于初級階段，很大一批領導干部尚未樹立法治意識，更愿意依賴政治的強力，而政治權力的濫用很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序。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就在于科學制度規范缺失的同時，沒有形成政治倫理規則。

習近平建構的政治倫理系統分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黨的路徑選擇。習近平堅守和傳承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堅守才能保證其擔任總書記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權力來自全黨的委托，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托。因此，他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并且著力推動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重視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的傳承與紅色基因的繼承，所有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紅色圣地去“朝圣”，等等。這實際上本身就是政治倫理使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有責任帶領全黨去探索，實現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決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帶來新生，后者只能導致自我毀滅。即使從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講，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則就會出現對先輩的背叛，這是個倫理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較西方政黨擁有更多道義優勢，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共產黨一直占領著道德的制高點，包括以犧牲自己來成就人民大眾，也包括對道德純潔的追求，只是在一段時間里我們這種要求被廢馳了。這種廢馳有深刻的利益關系，正是利益關系決定了習近平強調從嚴治黨不是一個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新的開拓，因而包含著新政治觀。革命戰爭年代堅持更高的要求，黨和領導的軍隊沒有自己的利益，靠的是信仰，同時也是客觀環境使然，戰爭讓每一個參與者都無法保護自己的任何私財，這時黨要求高于一般群眾的純潔與無私，既是號召，也有客觀條件的配合。而今黨仍然沒有獨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自身利益，這種情況下講純潔，就必須奠基于新的政治倫理規則，這就意味著要以新政治觀為基礎。

從嚴治黨主要包含兩個要素，一個是建立與時代特點相吻合的政治倫理，另一個是從嚴治官，以嚴治實現公權與私權的切割，以利益規范實現利益科學分配，由此平衡社會價值追求，真正形成先進國家早就實現的多元追求，而不是封建王朝傳承下來的官本位。多黨輪替不需要從嚴治黨，因為老百姓用選票來選擇執政黨，一黨執政在一定意義上高度控制資源，不到民怨發展到足以改朝換代的程度，執政者是可以保證自己掌握執政權力的，或者說西方換掉一個執政黨比較容易，中國換掉執政黨很難，正是這樣的原因，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政治倫理要求，你要執政，你也想執政，你就必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這是政治倫理規則決定的。

第三個層次是精神境界。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不同，西方政黨不會主動把自己神圣化，他們認為自己是政客，因為他們不靠這個來執政，中國共產黨卻是離不開自我神圣，因為只有神圣才不需要政黨輪替。正是這種邏輯，就必須堅持對集團內成員的高要求，盡管很難做到。時代的變化和政治生態的變更，確實導致共產黨集團內的成員很難再達到革命戰爭年代那種革命熱情，那種奮斗精神，因此，在要求更高政治標準的同時，要加入時代元素，這實際上是新政治觀所關照的范圍。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理論體系和基本構成要素

習近平的新政治觀是開創文明，這一政治觀擁有四大基石，或者說由四大要素構成其理論體系。包括政治規矩、利益共享、傳統一脈、合作共贏。結合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特點，政治規矩包含著黨紀和法治；利益共享包括經濟和政治權利；文化一脈則包含著傳統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一脈，即打破過去以新文化否定舊文化，以新政治思維否定舊政治思維的老路；合作共贏則是在“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跳出冷戰的對立思維，以共有的文明和價值實現相向而行。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特點是，以新思維改變舊觀念，以新規矩更新舊秩序，即先立后破。這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治觀有一脈相承之處，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毛澤東強調矯枉過正，先破后立，這反映在《好得很與壞得很》等文章中，更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舉措中。雖然我們認為這些都符合革命的邏輯，出發點不能說錯，但卻導致了中華民族文化與價值觀的斷裂。鄧小平也走了這樣的道路，他打破了毛澤東的革命邏輯，跳出“兩個凡是”，但囿于歷史條件，他不得不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做法沒有錯，但在打破極左思想的同時沒有真正找到新路，換言之其改革開放總體缺乏理論指導，目前一直未能解決的“左”右之爭，盡管他一再要求跳出姓資姓社，但沒有解決內生理論，共識無法達成，斗爭只能繼續。習近平“兩個互不否定”除了打通黨的精神血脈外，還由立而破，解決了過去革命思維下的先破后立而來的斷層和虛無。

政治規矩。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習近平提出“政治規矩”。他說，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習近平講的政治規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黨章是總規矩；黨的政治紀律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干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習近平明確指出：“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黨內很多規矩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黨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長期堅持并自覺遵循。”也就是剛性約束與柔性約束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