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是以“善治”為核心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治理所要實現的重要目標之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20次提到“公平”一詞，充分說明公平在現代治理理論與實踐中的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新年賀詞中明確指出，“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在前進的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對“機會公平”、“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等有所論述。

當前，測度中國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現狀，發現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對于了解和改善中國縣域地區經濟社會公平程度，以及推進整個國家經濟社會更加公平的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這也是我們對縣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展開測評的主要初衷。同時，處于省（直轄市、自治區）和縣市之間的地市一級，在區域經濟調控、要素資源配置、產業結構調整、城鄉發展統籌等方面有著異常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對其經濟社會公平度的研究和評價同樣不可忽視、不可或缺。

近幾年來，面對嚴峻復雜的經濟社會形勢，山西省委、省政府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決落實中央各項決策部署，特別是對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迎難而上，奮力拼搏，各項工作穩中有為、穩中有進，全省各地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改革創新亮點紛呈，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社會保持和諧穩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道路上邁出了堅實的步伐。

人民論壇測評中心在所構建的以縣市為測度單位的經濟社會公平度測評理論模型基礎上，通過對具體指標進行進一步修正和完善，建立了中國地方經濟社會公平度評價體系。現根據2015年山西統計年鑒、2014年山西省各地市年度統計公報等提供的公開統計數據，對山西省11地市的經濟社會公平度進行了測評、排名、比較和進一步分析。其中，除部分地市城鄉低保人口方面的數據來自前瞻網外，測評過程中應用的其他原始數據均來自山西統計年鑒及山西省各地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我們寄希望于通過這種系統性的研究，對各地市的主要做法、有效經驗進行探索，并為各地市今后促進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進一步提升，提供參考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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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1個地市中位列第10。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分配公平度處于中下水平（在11個地市中位列第7），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1個地市中均位列第9）。通過進一步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下的四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首先，底線公平度的偏低，與城鄉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較高、城鄉消費水平差距較大兩方面均有關；其次，機會公平度的偏低，與義務教育完成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兩方面均有關。為此，對于大同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促進成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縮小，繼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以及繼續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均是其今后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呂梁：經濟社會公平度在11個地市中排在末位。比較分析結果顯示，該市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排名靠后（在11個地市中均位列第10），底線公平度在11個地市中排在末位。通過進一步分析底線公平度、機會公平度、分配公平度下的七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首先，底線公平度的偏低，與城鄉低保人數占常住人數比重偏高、城鄉消費支出水平差距較大兩方面均有關；其次，機會公平度的偏低，與義務教育完成率偏低、中高等教育完成率偏低兩方面均有關；再次，分配公平度的偏低，主要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偏低、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比重偏低兩方面有關。為此，對于呂梁市，采取積極的就業措施促進更多貧困人口脫貧、縮小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繼續鞏固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率、繼續提高中高等教育完成率、提高勞動報酬在各要素所獲報酬中的比重，以及提高社會民生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均是其今后進一步升經濟社會公平度的重點。

可能產生的誤差及后續可開展的研究說明

數據可得性帶來的限制。在七個二級指標的指標數據選取方面，主要是以數據的可獲取性為導向的，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指標數據對于指標的準確反映水平，因此測評得到的結果與各地市的實際情況存在略微偏差在所難免。

更為深入的實地調研有助于對測評結果進行補充和修正。除了數據的可得性會給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數據的選擇帶來限制之外，現實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各地市，有其自身不同的發展特色、發展重點和難點，因此評價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指標體系應盡量避免千篇一律。在本次測評的基礎上，若能就相關問題在11地市廣泛開展實地調研，不僅有利于準確把握各地市所處的實際發展階段，而且有助于根據各地市發展重點等，針對不同地市設計不同的指標權重，進而對測評的結果進行修正和補充。

如若可以獲取更為詳實的各地市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將能夠在構建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之基礎上，從實證的層面更深一步地探索究竟還有哪些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因素，會促進或限制山西省11地市經濟社會公平度的提升。

（執筆：于飛 欒大鵬）

（全文請參見《國家治理》周刊2015年11月第二周，總第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