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區的一體化進程不難發現，東亞區域合作并非由地區大國主導，而是由小國組成的地區一體化組織——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主導，即所謂“小馬拉大車”模式。

東盟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領導地位的確立是東亞大國博弈與東盟積極追求的結果，同時東盟的獨特運行方式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以開放式地區主義以及機制化發展為核心的東盟方式（the ASEAN way），不僅符合了東亞地區大國關系復雜、國家間互信缺失的地區性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形成了東亞區域化制度體系的面貌。?在東盟近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印度尼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因其戰略位置重要、經濟體量較大，在東盟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對外政策也頗為引人關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選總統蘇西洛2004年入住獨立宮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著年均8%的增長速度，已經成為東南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在對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積極獨立的外交政策，在同東盟其他9個成員國保持良好合作關系的同時，均衡發展同各大國的關系，試圖使印尼成為東盟的領導力量，使東盟成為東亞地區合作的領導力量。菲律賓方面，雖然在阿基諾三世上臺后，菲律賓的國際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經濟表現卻相當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經濟增長率，名列亞洲第二。在菲律賓的對外關系體系中，以東盟作為依托，將對美關系視為重中之重，近年來同日本加強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開放口號以來，經濟逐步走上快速發展的軌道，2010年GDP已達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礎上，越南力圖構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東盟以來，在密切與東盟國家經濟關系的同時，成功推動緬甸、老撾和柬埔寨加入東盟，在東盟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作為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牽制中國的重要一環，近年來越美關系發展迅速；而中越關系盡管面臨南沙群島主權歸屬爭議等問題，但在總體上保持了基本穩定。

區域經濟與安全合作。東亞地區的區域化進程起步相對較晚，但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無論是在雙邊還是多邊層面，在安全和經濟領域都呈現出積極的變化。

區域經濟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合作開始起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改變地區經濟形勢的同時，也開啟了東亞經濟制度化合作的進程，即由單純的市場驅動型向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制度導向型轉變。經過20余年的發展，東亞經濟合作如火如荼。近年來，地區范圍內出現了以美國為主導推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以東盟和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等“巨型FTA”合作構想。

在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的戰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國的力促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魯、文萊這12國經過近五年的艱苦談判于2015年10月就協議達成一致，實現成員國之間商品與服務關稅減讓，降低其他部門門檻，制定新的經貿規則。?同一時期，在東盟等地區國家的倡導下，RCEP合作框架協議應運而生，這一合作倡議涵蓋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若能順利推進，將形成GDP總量達23萬億美元的世界范圍內最大的貿易區。?雖然這兩大機制在成員國構成上存在一定的重疊，并都認同將構建亞太自貿區作為地區經濟合作的發展目標，但在表現出互補性的同時，更多是兩者的差異為地區經濟合作帶來的不確定性，東亞國家不得不在標準一高一低，以TPP為代表的美國道路還是以RCEP為代表的中國道路中進行艱難抉擇，加重地區經濟合作過程中的大國博弈色彩。

區域安全合作。在東亞，由于國家間核心利益的巨大差異，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觀念，加之國與國之間在歷史、領土（海）以及核擴散等問題上的分歧與矛盾，使得人們普遍認為東亞安全困境的產生與存在是一種必然。與此同時，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災害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顯，嚴重威脅東亞地區的穩定與發展，這些問題與傳統安全問題相互交織，使得東亞成為當前世界安全形勢最為復雜的地區之一。

不過也要看到，東亞地區在冷戰結束后20余年的時間里維持了和平的狀態，這主要是由于地區國家圍繞安全問題展開合作，并探索建立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目前地區范圍內的安全合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種：第一，依托東盟建立的集中探討區域安全問題的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ARF）、東盟“10+8”防長會；第二，針對具體問題而設立的多邊安全磋商機制，如朝核問題“六方會談”；第三，涉及到安全議題的綜合性的地區合作機制，如東亞峰會。21

東亞格局的演變趨向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正效應。2013年，習近平主席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舉行會晤，就努力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達成重要共識，為新時期中美關系發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訪美時明確宣布，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中美兩國共同做出的“戰略抉擇”。

力圖打破“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沖突”的歷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在基于中美雙方實力對比、政策互動以及國際地區形勢發展變化而形成的，被中美兩國政策界廣泛接受并積極構建的，存在可控競爭與廣泛合作的一種國家關系。22可以說，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利于中美關系朝著更穩定、更有預期性的方向發展。23同時，中美關系新定位釋放出的正向效應會對地區的和平穩定、經濟融合發展、治理結構優化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首先，“不沖突、不對抗”，在安全領域有效減少戰略誤判。冷戰結束以來，由于廣泛存在的領土、領海糾紛，加之區域內殘存的冷戰遺產，使得東亞地區面臨著因戰略誤判而被卷入大規模戰爭的風險。24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首要內涵就是“不沖突、不對抗”，這意味著中美兩國會致力于避免出現以極端激烈的方式爭奪地區主導權的局面。這在客觀上會產生外溢效應，促使東亞地區各國形成一種較為穩定的認知，確保地區國家不會因錯誤預期地區安全形勢、中美關系未來發展走向而輕率地采取軍事手段來改變現狀。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區治理層面有效提升區域治理水平。長久以來，傳統安全都在東亞安全格局中占據主導地位，地區治理長期被忽視。冷戰結束后，非傳統安全領域問題頻發，在對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威脅的同時，也推動著東亞地區治理機制的建立與完善。東亞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在于，地區國家強烈的主權觀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機制多以協商為主，缺乏約束性，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成效不夠顯著。因此，中美作為東亞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的重要力量，應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則協調在發展水平、社會制度以及歷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較大差異的東亞國家，逐漸突破主權觀念，通過建立更具強制力的治理機制，在中美雙邊關系治理與東亞地區治理之間實現良性平衡。25

第三，“合作共贏”，在經貿領域有效增加區域范圍內經濟類公共產品的供給。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中國已然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與地區經濟發展與一體化建設的核心力量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向地區提供經濟類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愿都大幅提升，這必然與正在進行戰略重心轉移，并力促在東亞貿易、金融與投資領域發揮更大影響力的美國產生摩擦與分歧，也可能導致地區經貿分工體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視的是，中美在經濟領域已經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賴，中美互為對方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也在連續10年的時間里充當著美國成長最為迅速的出口市場。26因此，“合作共贏”成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構建的重要現實基礎。中美在地區經濟合作領域并非零和博弈關系，中國為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公共產品的做法也不會危及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同理，中美在經濟領域存在的諸多問題，如貿易摩擦、市場準入、人民幣匯率等，也將隨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深入發展而以最小的代價得到解決，并在此過程中為東亞經濟地區主義發展注入更多的積極因素。

區域格局走勢前瞻。區域格局，作為宏觀把握地區形勢與走向的主要內容，作為國家制定政策與協調對外關系的基本依據，在具有客觀性與穩定性的同時，也兼具可塑性與變動性。東亞二元復合格局客觀地反映出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與中美之間互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穩定性。但同時，區域格局必定會隨著地區戰略力量變化而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