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社會治理面臨嚴峻挑戰

在互聯網發展早期，人們都為更多“自由”獲得感到欣喜。隨著互聯網越來越多地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級上，安全問題相應變得愈加重要。近年來，互聯網信息化的加速發展，在開辟出更多經濟形態、信息交流方式，給予人們新的發展機遇和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加復雜而嚴峻的安全隱患。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36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6.68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8.8%，事實上已經形成了規模龐大的信息化人口，以及運轉規律、治理規律與實體社會有明顯區別的網絡虛擬社會。

實踐表明，建立在能夠準確識別公民身份的戶籍制度和身份證制度之上的人口管理制度，構成了我國現實社會管理制度的基礎，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主要時期中，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成就、社會保持和諧穩定、民生水平不斷提升、國家實現長治久安的重要經驗。然而，在網絡虛擬社會，現有人口管理制度、尤其是傳統戶籍制度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由于難以準確識別公民的網絡身份，導致人們在網絡上隨意發布、惡意竊取信息等傾向并未受到強有力的約束，一些不法分子也有了更多實施網絡盜竊和詐騙的可乘之機，致使違法犯罪活動層出不窮，造成了公眾的認識混亂，嚴重地侵蝕了社會的健康肌體，危及到了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限制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

在技術上，我國第二代身份證的技術體系設計因定位為“線下”防偽，只適合現場“人證合一”的身份識別，無法從根本上可靠地解決“線上”非面對面的網絡遠程身份認證。盡管公眾要在網站注冊和自證身份時，只能按身份證信息填寫姓名、身份證號，甚至是手機號、住址等等，但這種方法并不能從根本上起到身份識別和防止身份冒用的作用，反而在很多時候還成了泄露個人隱私信息的隱患。眾多的網站存儲的這些個人隱私信息，面臨著外部黑客攻擊和內部人員竊取的風險。2012年，上海羅維鄧白氏公司被法院判定非法收集買賣消費者個人信息罪，涉及兩億多條個人身份信息、手機號以及消費記錄； 2014年，攜程網被黑客公布漏洞，疑似信用卡信息泄露。在互聯網信息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因存在網絡上公民隱私信息泄露、黑客偷盜、商業欺詐和虛假信息等問題，嚴重制約了互聯網的健康發展，給網絡誠信、電子交易、公民財產安全以及社會安定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引發了不同程度的社會恐慌。

網絡身份識別具有關鍵作用

制度的變革及設立，通常需要相應的技術創新來支撐和推動。與現實社會中人口管理制度建立的邏輯一樣，對于完善的網絡人口管理制度的建立，同樣需要以能夠在網絡上對公民身份進行準確識別為根本前提。因此，開發出具有實際可操作性的網絡人口識別技術是建立有效的網絡人口管理制度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如前所述，現實社會中的人口管理制度建立在能夠準確識別公民身份的戶籍制度和身份制度基礎上，在現實社會管理活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將其應用到網絡虛擬社會，所能夠取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也正因此，當前逐步推行的直接以身份證信息作為網絡信任基礎的“網絡實名制”，不僅沒有實現可靠識別身份、對抗網絡行為的抵賴等目的，而且還造成公民身份信息的泄露，導致竊取和買賣個人信息的犯罪猖獗，網上身份冒用、賬號盜用以及網絡和電信的詐騙泛濫。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國際化不斷深入推進的背景下，“網絡實名制”的前述缺陷表現得越來越突出。

特別是對于現階段的中國，隨著“一帶一路”戰略規劃的實施、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以及互聯網金融以至互聯網金融國際化的發展，維護網絡信息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與傳統的社會交往、信息傳播與交換相比，網絡上的信息傳播和獲取，具有無邊界、低成本等新的特點，這在增加人們獲取信息便利性的同時，也使得信息領域成為諸多風險和問題的突發地。尤其是在“互聯網＋”熱潮的推動下，我國的主體經濟和傳統管理領域，如金融、重大產權交易、跨境貿易、工商、稅務等都受到來自互聯網的不同程度沖擊，被境外資本控制的互聯網寡頭企業想方設法地進行滲透。政府部門涉及主權、具有巨大經濟價值的大數據安全形勢不容樂觀。一旦金融和信用體系被境外資本控制的互聯網寡頭企業所掌控，就等于把國家長期對互聯網的巨大投入形成的、事關國計民生和網絡主權核心要義下的大數據拱手相送，這無疑對國家金融和信用基礎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相對于上述嚴峻的形勢，我國目前僅有分散的商業電子認證機構，沒有國家權威、統一的網絡身份信任源，這已經成為制約網絡信任體系建設的瓶頸。此外，我國“線上”信任體系直接依托身份信息，依賴公安部的“身份查詢中心”查驗，并且以公民身份信息展開商業收費服務，不僅影響了政府的形象，還在客觀上增加了國家人口信息泄露的可能。

通過建立權威、可行的網絡身份識別技術，在此基礎上積極開展網絡人口管理有關工作，能夠有效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利，并是同時提高公民在網絡上發布、傳播信息的自覺性和自我約束性的重要保證。其不僅有利于推進國家信用體系的全面建立，提高我國的網絡信息安全水平，而且對于捍衛國民財富不受侵犯，提高我國在國際信息領域的主導權，為人民幣國際化戰略保駕護航，等等，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完善相關網絡基礎設施更具深遠意義

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看，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普及，在給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空前機遇的同時，也使得國家安全面臨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特別是隨著信息化水平的持續提高，互聯網逐漸成為國與國之間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對意識形態領域的影響越來越大。例如，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立以來，網絡上對中國的質疑和否定之聲就從未中斷過，這些聲音或者指向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或者直接對中國的發展進行全盤否定。某些國外媒體，以及某些所謂的專家和學者、網絡大V抓住問題進行熱炒的機會，或偷換概念，或以所謂的嚴謹的邏輯推理進行過度解讀、大肆渲染，極大影響了公眾的判斷，引起了部分公眾對中國發展現狀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片面割裂地強調“網絡實名制”、強調公民的義務而忽視對公民隱私權利的有效保護，由此而帶來的對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侵害，不僅直接影響到了社會安全和穩定，而且也被一些敵對勢力用來對黨和政府進行妖魔化的負面煽動，把黨和政府推向了公眾的對立面，影響黨的執政根基。

國外發展經驗表明，建立完善的網絡身份識別基礎設施，是使網絡身份識別技術真正被付諸實踐，進而推動網絡人口管理制度順利落地的最為基本前提。例如，近年來eID之所以在歐盟多個國家得以快速推廣，主要就得益于歐盟從加強頂層設計、推動技術創新、完善法律法規、制定配套制度等方面為其提供了支持。其中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總結和參考。反觀我國，在互聯網企業普遍以免費、便捷、強調體驗的應用服務的沖擊下，各地各級政府“電子政務公開化”的惠民服務因隱私和安全問題或畏首畏腳，或大門洞開，處處陷于被動局面，既不利于信息安全工作的全局和統一部署，不利于提升黨和政府在公眾中的形象，也不利于黨和政府的凝聚力工程建設。在此背景下，加快完善網絡身份識別的關鍵基礎設施，以此推進網絡人口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對于約束和規范人們的網絡行為，乃至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維護政府良好形象，都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