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的貿易強國，遠洋貿易的范圍擴展到了西亞、北非以及歐洲等遠方地域，商人成為遠洋貿易的主體，把指南針、印刷術、造紙、火藥、航海技術進一步向西方傳播到達歐洲，對世界經濟、科技和文化的發展發揮的推動作用最大，塑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新格局和新面貌。自元朝開始的300多年里，中國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可以說，宋元時期的中國是當時世界貿易、科技文化交流的領導者，進一步鞏固了自隋唐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

明朝國力由盛而衰，對外由開放轉向對民間海禁，由自由貿易轉向朝貢貿易。明朝（公元1368～1644年）前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占澎湖島，1624年占領臺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臺灣的開發。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并非封閉不開放，海陸并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