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網絡化時代個體普世性存在的價值觀重構。互聯網的出現，既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渠道，又顛覆了信息傳播的內容。一方面媒介權力下移，電子媒介親密延伸，帶給大眾全新的體驗，自由民主走近大眾，大眾的話語權日漸擴大，個體空前得到表達和尊重；另一方面，自媒體也無需刻意去討好和聆聽“優勢階級”，更無需為了注意力（即收視率、收聽率和發行量）而去經受各種為難和選擇，這就使得自媒體的傳播更加自由、便捷和廉價。這種信息化的社會變革，帶來基礎價值觀念結構的實在變化。政府體系只能在線下完勝，線上空間（虛擬空間）的自主權更大程度地留給個體，線下政治與線上個體之間，無論是活動空間，還是價值選擇，都開始發生實質性分野，個體存在的普遍性價值開始為網絡的普遍性所肯定，個體相比較政治國家開始獲得了無國界的普遍性特征，個體生命開始超越“地方化政府”呈現出普世價值。

第四，注重普世價值觀的功能性研究。普世價值觀的爭論從未停止，和普世價值觀相關的討論及話語生產也一直在進行，普世價值觀的討論越來越呈現出話語功能的自我強化特征。例如，在教育領域，“普世價值觀”的爭論對當代大學生思潮的影響；在中醫藥文化領域，中醫藥的普世價值及其推廣；在文藝生產領域，《貓和老鼠》與《喜羊羊與灰太狼》在中西動畫片比較中的普世交流與價值；在民族宗教政策領域，“普世價值”思潮對民族地區民族性的現實影響與評判；在國際貿易領域，跨國組織及其行為的普世價值邏輯與可行性研究；在互聯網跨國電子商務領域，網購的組織化管理與普世價值觀基礎支撐的均衡分析。諸如此類的普世價值觀功能性研究，一方面在不斷強化普世價值觀話語體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從社會應用和實踐層面不斷制造普世價值觀的底層結構與傳播。

第五，以中國道路的成功實踐為基礎對“普世價值觀”開始進行元認知反思。為了繼續堅持中國道路，增強中國道路的獲得感和受益面，就要在中國道路的基本面上不斷增強世界性和普遍性。增強中國道路的本土性與普遍性，就意味著同時駕馭中國道路發展過程中的競爭性與合作性。為了競爭，我們要在意識形態與價值層面上保持高度獨立；為了合作，我們要在哲學與觀念層面上擴大理解與共識，這種價值觀戰略實踐中的選擇困境，為今天的“普世價值觀”元認知反思提供了最好的契機，元認知反思必然導致普世價值觀話語體系發生轉變，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觀話語權要逐漸讓位于東方主導的普世價值觀話語權，西方在全球范圍內的既得利益空間必將為中國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所競爭。

第六，從“普世價值”維度反思改革，強調自覺超越“普世價值”的話語范式。改革的必要性的討論，自然冒出持有“普世價值”論的觀點。這種改革論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民主、自由、憲政、人權等觀念看作“普世價值”，譴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外于“普世價值”，要求把“普世價值”作為我國改革的坐標，強調“與世界接軌”。對于這種改革論的反思，必然要引入理論與實踐兩個具體維度，理論上要澄清西方價值觀與西方利益的一致性，實踐上要講清楚中國國情、黨情、社情的特殊性，以這種理論與實踐辯護為基礎，對中國改革進行深度反思與重構。中國改革必須自覺超越“普世價值”的話語范式，獨立尋找支撐中國改革的邏輯和方法，回歸馬克思主義的語境和方法，明確和肯定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