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綜合性與整體性是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受數千年農耕社會生活實踐的影響，中國人形成了與西方人不同的思維方式，它排斥線性思維，主張綜合思維，承認任何事物都處于變化之中，各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承認事物的復雜性與矛盾性，認為事物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對立的雙方相互依存，“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它排斥單一性，強調整體性，天、地、人相通相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由此，我們排斥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崇尚集體主義與團體主義，重視以家庭為核心及紐帶的個人與社會差序關系的建立，每個人都是一個圓心，“從這個圓心出發所生發出的社會關系就像把一塊石頭扔到平靜的水面所形成的一圈圈波紋一般”，從而形成“一個網絡狀的、發散型的社會關系結構網”。⑧在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中，社會關系是一種以自我及家庭為中心而呈現的發散型的關系集合體，其蘊含著團體主義、集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在這里自然就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這可以看作中國社會復雜性在思維領域內的折射，當然也就是我們進行社會治理、開展社會建設的思維基礎。

復雜社會治理要求采取適應復雜性的思維方式。一個社會究竟采取何種治理理念，運用何種治理手段與方式，應該根據各自的歷史與文化特性、依據其所處的內外部社會情境來決定。我國與西方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與發展水平不同，社會生活存在差異，文化類型明顯有別，我們的社會治理模式應該適應多樣性，而不宜也不可能單一化。從歷史上看，不僅中國人樸素的辯證式中庸思維根深蒂固，而且西方人的直線型思維方式也并不能有效應對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只有建立在本國歷史與現實基礎之上、適合本國民眾生活方式與生活習慣的社會治理模式才是具有可持續性的模式。

總之，復雜社會治理的基本邏輯是適應復雜性，防止簡單化。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意義上都否定“簡單”，一般而言，在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層面上，不論是化繁為簡，還是化簡為繁，只要場合適當，都可能是有效的。但在基本邏輯和基本策略的層面上，以簡單應對簡單、以復雜應對復雜，保持對象與方法的一致性，取法自然，則順理成章。因此，面對復雜社會的治理問題，中國以講究層次性、強調階段性、尊重多元性、承認多樣性、長于綜合性、注重整體性為特點的思維方式和治理邏輯就具有天然的優勢。世界也在走向復雜化（多極化、多樣化、多元主體化），這樣的中國思維、中國邏輯將能夠惠及世界，如果不承認這種復雜性，違背這個趨勢，到處強行推廣西方民主、西方價值，強行干涉別國內政，武力推翻別國政府，就只能事與愿違，導致諸如中東等地的亂局。

復雜社會治理的基本策略

我們強調中國社會及其治理方式的復雜性，并不是一概否定西方的社會治理經驗而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恰恰相反，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情境，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個方面的特點，客觀科學地制定中國社會的治理策略，在堅持社會治理主體性基礎上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先進治理經驗，將其創造性地轉化為中國社會治理的可行策略。

第一，完善適合中國復雜社會的民主治理形式。民主是普遍的，幾乎所有人“都希望得到它，而且它還具有某些特定的核心要求，使其可以適用于全球”。⑨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民主與自由、公平、正義一樣，“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⑩但同時，民主的具體實現形式又是特殊的，民主除了有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法國的等形式，同樣也有印度的、韓國的、新加坡的以及中國的等形式。我們今天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同樣是民主的類型之一。基于中國社會的復雜性，我們在基層實行直接選舉，基層以上逐級實行群眾民主推薦、組織考察、社會監督、層層選拔的選任制度，將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結合起來，既尊重群眾意見，又發揮組織作用；既吸收幾千年來選賢任能的歷史經驗，又借鑒西方民主的普遍理念和適用形式，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模式。

中國社會的民主治理，應該浸潤中華文化的特質，而不是丟失了中華文化特質的純粹西方式民主；是內涵中國化與科學化的民主，以實現國家富強與統一為目的的民主，而不是西方民主的簡單擴展版。中國社會的民主治理，應該切實協調好國家統一與民族區域自治、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的關系，因而是那種能夠啟迪民智、凝聚民心、共筑中國夢的民主，而不是一盤散沙、民粹斗爭、亂象叢生的民主；是具體的、多層次、多樣化的民主，而不是抽象的、狹隘的、單一形式的民主。這就需要我們凝聚全體民眾的智慧，恪守自身的政治自信與政治抱負，在汲取境外民主治理的經驗基礎上探索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民主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