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形成“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的治理機制。我們的社會治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的，處理好經濟與社會、企業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社會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經濟與社會是密不可分的，經濟條件對于社會治理非常重要。但是經濟有其運行機制，社會也有自己的運行機制，簡單地搬用管理經濟的辦法治理社會，或者單純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都是不妥當的；如果以為金錢萬能，“有錢能使鬼推磨”，那就不僅不能實現良治，甚至可能對社會帶來腐化作用。我們建設的是市場經濟，不是“市場社會”。市場遵循一套自由競爭的規則，但它們未必適合所有的社會領域，例如，許多社會事業是公益性的，參與者不是為了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行為原則不是追逐利益，而是施惠、讓利，讓接受者受益；進入社會建設和社會服務領域的各個主體，是一種合作關系，并非自由競爭關系。當然，社會治理也有一個效率問題，可以在一定領域內、某些實務中運用市場激勵機制，但社會也自有其有效的激勵機制，應該善于將它們恰當地結合起來，而不是簡單地向市場一推了之。

企業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為復雜。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亦即用社會主義規訓市場經濟，以保證國家對經濟的有效控制，探索出一條新型經濟發展之路，避免發達國家曾經出現的微觀效率與宏觀失調并存、短期平衡與長期失衡相抵消、私人效益與社會效益相沖突、自由競爭與集中壟斷相矛盾等問題。為此，我們既強調企業自主性，又強調企業應盡的社會責任；既保持宏觀調控，又激發微觀活力，這就與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有實質性區別。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上，我們既強調政社分開，又主張政社合作，在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中還實行政府主導。有些人不理解，質疑這不是會影響社會發育、限制社會自主嗎？其實，這是把中國的政社關系看得簡單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形成了復雜的政社關系，歸結為“政社不分”雖然不太準確，但二者確實關系緊密。這種情況既與中國的歷史傳統有關，也與中國的宗教信仰等觀念有關，總之，中國自有一套關于家庭、宗族、國家關系的觀念，以及歷史形成的政社關系結構，稱為“家國同構”也好，“公私嵌套”也好，反正是與西方社會歷史明顯不同。因此，我們在社會治理中，既強調基層自治、組織和個人自律，又要求政府負責；既講“天下為公”，又講“匹夫有責”，其實質是建立各個社會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