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個是關于供應側經濟結構調整。供應側找大學人講，講著講著就講到了供應經濟學上；找發改委來講，講著講著就講到計劃經濟上去了。所以供應側改革到底應該怎么研究？我認為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轉型。怎樣在高度復雜的經濟形勢下落實，需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我體會，供應側改革還是和三中全會決定一致，就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我們應當沿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以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這一段時間以來習近平主席一系列關于經濟、關于經濟學的重要講話為基礎，展開供應側改革的探討，千萬不要滑到供應學派，也不要滑回計劃經濟。

第四個問題是下一步財稅金融改革恐怕是重頭戲。本輪財稅改革基本停滯不前。原來提出了一些目標，提的目標恐怕要后退的，所以財稅改革還是“十三五”很有挑戰性的任務，當前增加了一些挑戰。我們大致能夠判斷，從現在到未來的很長時間內，中國的財政赤字、中國政府債務會迅速地、巨額地增加。我們要討論巨額的政府債務和巨額的政府赤字下如何促進經濟平穩發展。日本三十幾年，歐洲三十幾年，美國四十幾年在高赤字、高債務下運行，我們有必要總結他們的教訓來應對當下。收入增長率下降、支出增長率上漲，兩項相抵一定是赤字問題，我們現在必須未雨綢繆。金融角度來說，現在談金融改革也沒有頭緒，大家只認可一句話，就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果實體經濟被高度金融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如何落實、如何觀察、如何分析？現在這些問題是金融某種程度上過度發展造成的。這些問題可能不可能通過傳統的加息、減息、增加貨幣供應、減少貨幣供應來解決呢？顯然不可能。所以必須探討金融改革的新方向，這也給我們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戰。

第五個問題是關于TPP、自貿區的問題。很多中央主管部門把這兩個問題同時提出來，希望我們探討在TPP環境下如何加快中國自貿區的建設。這里兩個要點：第一，WTO之后全球貿易規則正在升級，TPP也罷、中國自貿區也罷，都代表了這樣一種新的全球貿易投資格局。已經談了26輪的中美投資貿易協定談判，王岐山副總理在談、汪洋副總理在談，已經接近成功了，它也代表了一個新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這些方向是一致的，這個意義上中國自貿區是我們面對TPP挑戰的一個積極應對措施。但是現在很多地方又變成傳統的特區，那樣的路肯定有問題。這套背后涉及到國際規則、國際規則制定，涉及到主導權。TPP通過的時候美國總統奧巴馬明確說我們通過TPP就是不要讓中國這樣的國家主導地區經濟規則的制定。我們就必須要積極參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推廣自貿區就是積極應對TPP的挑戰，就是用我們的規則影響全球，積極參與全球規則的制定。中國過去一直是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現在變成了積極參與者和新規則制定者，我們必須拿出自己的東西來。去年亞投行作為一個治理規則一呼百應，反映了中國的治理理念、中國的戰略在世界上是有我們的市場和影響力的。今后應對TPP、自貿區的建設應該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

總之，經濟不好的時候，搞經濟學研究有了我們的用武之地，現在到了我們用武的時候了。我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一起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