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化改革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但從全球范圍來看，并不是所有的國有企業都要成為國有公司，仍然有相當數量的大型或特大型的國有企業維持著非公司制的企業制度形式，同時，還有一定數量的國有企業采用的是類公司制的企業制度形式。法定公司（statutory corporations）是一種典型的類公司制形式，它們是不完全適用于《公司法》的特殊公司。在實踐中，各國關于法定公司的公司治理體制的具體法律規定差異度很大。在英國，法定公司不像由股東所有的一般性公司，它們是沒有股東的公司，接受特殊法令的約束，而免于受政府的直接干預，大量集中在公用事業領域。例如，英國鐵路公司是依據《國會法案》設立并接受國會法案約束的。再如，像英國廣播公司這樣依據《皇家憲章》設立和運營的公司，其最近的《皇家憲章》的有效期從2007年至2016年，該公司的最高治理機構成員由英國女皇根據政府部門建議來任命。在澳大利亞，法定公司與一般公司的重要區別在于，它的政企關系比較特殊，要接受政府官員從公共利益角度的投資安排的指導，面對的是不同于一般公司的產業管制或市場競爭條件；同時，法定公司又不同于一般性的政府機構，因為有營利性目標，因此它們實行的管理體制又明顯不同于政府部門的日常行政性管理體制。澳大利亞的法定公司也集中在公用事業領域。印度在近年間一直在其國有企業中積極推行國際組織所力推的規范性的私人公司治理體制，其法定公司的公司權利、功能管控體制、政企關系等重要事項則受《議會特別法案》約束。

中國國有企業制度創新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明確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是實施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困擾中國國有企業實踐的是，有不少在國外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安排，在國內卻不太見成效。有觀點據此認為，中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水平低下，且這種局面難以得到改觀。前文意在闡述如下事實：從全球范圍看，并沒有真正形成可以放之四海皆準的現代公司治理的實踐原則，許多理論上看似可行的公司治理安排，在國外公司治理實踐中其實并不那么有效，為此，中國國有企業應堅持積極探索和創新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企業制度。

第一，正確看待公司和國有企業作為經濟組織制度的社會性質。20世紀，美英日德等發達國家憑借各有特色的公司治理體制，奠定了世界強國地位的經濟基礎。近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與不斷發展壯大，這需要我們加快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公司治理之道，以夯實與我國經濟地位相稱的微觀組織治理基礎。在英美現代公司治理中，公司被視為私人之物，是股東的公司。英美奉行的是經濟效率優先的體制，其內在缺陷是會因為公司普遍性的短視化逐利行為而最終損害了長期性的社會價值。在德日、荷蘭或北歐模式中，公司更多地被視作為一種社會實體，這與亞洲國家認為公司組織內嵌于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并理所當然地肩負有相應的社會責任的觀念，是有相通之處的。過去二十年，中國在公司治理領域的發展總體處于開放學習的早期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期起步時，中國曾困惑于是遵從美英模式，還是遵從德日模式。后來，按照“洋為中用、各取一瓢”的思路，我們既從德日體制中引入了監事會監督董事會的“雙層制”，又從美國模式中引入了獨立董事制度。可以說，中國公司治理是英美德日等多個國家公司治理制度的混合產物。20世紀最后幾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和美國新經濟迅速崛起大大增加了英美模式的吸引力，中國較徹底地轉向英美模式，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后，才又開始反思英美模式的不足。今天，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中國已經到了超越簡單移植他國公司治理制度的階段，進入一個需要對公司治理實踐進行更深入和更系統的思考的新的發展時期，中國需要貼合國情的公司治理之道。

中國的國有企業，一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改革中，就被賦予了實現經濟目標和商業化運作的改革動力；另一方面，基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國有企業管理層在決策時往往會考慮相對廣泛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這也就是為什么過去十年左右，伴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理論與實踐浪潮的興起，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實踐得到了較順利的發展。從未來看，繼續探索和尋求國有企業組織的社會性與經濟性這二者之間的平衡點，這仍然將是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制度時需要認真對待的核心問題。

第二，積極探索多類型和多層次的國有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并不意味著所有國有企業必須千人一面，根據國有企業的功能定位不同，國有企業應該可以選擇不同的企業制度形式和公司治理體制。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里，人們認為，只要是企業，其微觀組織制度都應該是一樣的。在以往人類經濟體系不那么繁榮發達的狀態下，傳統的企業制度形式相對比較簡單，對企業的一致性制度要求也相對簡單，而今的企業制度形式或現代公司體制早已經演化成為了高度復雜的制度體系，如果繼續大范圍地推行高度復雜的企業制度體系，會致使企業適應環境動態變化的能力迅速下降，用以維護整個企業制度體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代價反倒會迅速上升。

從理論上講，根據國有企業目標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治理體制與績效評價方法。?從當前中國國有企業實際情況看，國有企業因功能定位不同，在產權結構方面，已經有了國有獨資、國有絕對控股、國有相對控股、國有參股等多種形式。在管控體制上，國有企業應該有適應其功能定位與產權結構特點而相對差異化的管控制度，因企制宜地探索多元治理主體協調一致和相互制衡的運行機制。否則，讓為數眾多的國有企業執行高度一致的企業制度安排，會有造成很大的效率損失的可能性。首先，商業類和公益類國有企業應有不同的企業制度形式；同樣為商業類企業，那些主業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國有企業和承擔特定功能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也應該建立相區別的公司治理體制。其次，已經被授權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與其他的國有企業相比較，也應該有差異化的公司治理安排。最后，還可以積極探討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各種可能。比如，可以在商業類國有企業中嘗試推行針對國有股東的優先股；再如，探索像“金股”這樣的國家特殊管理股制度或者是像雙重股權結構這樣的有一定爭議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