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法律和制度來規范國內網絡空間的各類行為體的行為是世界各國的普遍作法。例如，亞洲的韓國不僅在2002年推行網絡實名制，還從1995年起通過修改舊的法律如《電信商務法》和通過新的法律如《國家信息化基本法》《網絡安全管理規定》等強化了政府在網絡空間治理中不可動搖的地位；即便是高擎“網絡自由”大旗的西方發達國家，也通過法律和制度強化國家或政府在網絡空間治理的作用，如歐盟成立后陸續推出了《信息安全框架決議》《關于合法攔截電子通訊的指令》《網絡犯罪公約》等30多項政策法規。⑤

除了法律體系，世界各國還成立了相應的機構來管理網絡空間，例如，美國政府下屬有六大網絡安全專制機構，包括隸屬國土安全部的美國計算機應急響應小組、隸屬國防部的美國聯合作戰部隊全球網絡行動中心、隸屬聯邦調查局的國家網絡調查聯合任務小組、隸屬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的情報界網絡事故響應中心、隸屬國家安全局的網絡空間安全威脅行動中心、隸屬國防部的國防網絡犯罪中心等。奧巴馬上臺后還成立了“網絡空間政策評估小組”“白宮網絡安全辦公室”“全國通信與網絡安全控制聯合協調中心”等機構。法國成立了網絡和信息安全局，作為發達國家集團的歐洲一體化組織歐盟在2004年3月就成立了“歐洲網絡和信息安全局”，2013年1月成立“歐洲打擊網絡犯罪中心”，泰國設立了“預防和打擊信息技術犯罪辦公室”，印度設立了“電腦應急反應工作組”。日本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設立“網絡警察”體制的設想，1999年日本警察廳在其信息通訊局下設立了信息技術解析課，以指導各都道府縣警察本部在偵破網絡犯罪安全中的技術問題，而在各級警察本部則設立了網絡犯罪對策室。在中央層次，日本在2000年建立了信息安全對策推進會議，2005年成立內閣官房信息安全中心，在此基礎上于2015年1月建立了網絡安全戰略本部和內閣網絡安全中心。以上事實說明，國家已經通過法律和制度構建起了自己在網絡空間中的權威，確立了對網絡空間的有效管轄。

網絡空間的安全化也伴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而展開。網絡攻擊在互聯網被發明之初就已經出現，但進入新世紀之后幾次大規模的網絡襲擊凸顯了其軍事和政治價值。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由于打印機被預先植入病毒而導致網絡癱瘓；2007年愛沙尼亞因受網絡攻擊而使社會生活處于癱瘓；2010年伊朗的數處核設施被發現感染一種名為“網震”的蠕蟲病毒，導致離心機組運行速度異常并被迫暫時關閉。事實上，西方網絡強國率先認識到網絡空間的軍事戰略意義。早在2003年美國就發表了“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奧巴馬上臺后則繼承了前任的網絡安全戰略，并于2011年發布了“網絡空間的國際戰略”，2012年12月美國宣布了對于網絡戰適用的10條法律原則。2005年德國開始實施“國家信息基礎設施保護計劃”，瑞士2006年制定了加強互聯網安全的計劃。愛沙尼亞在2007年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之后也公布了自己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此后，歐盟又有十幾個成員國陸續公布了自己的網絡安全戰略。⑥在公布各自的網絡安全戰略的同時，各國還著力推動網絡空間的軍事化和武器化。美國自小布什政府時期就開始推進網絡攻防能力建設，其資金支持直接來源于美國政府。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先進研究項目局2011年獲得5年總計5億美元的經費用于網絡武器的研發，美軍甚至在研發能夠用無線電信號實現對非聯網系統入侵的技術。⑦英國是首個承認發展網絡攻擊能力的國家，與荷蘭一起呼吁增強網絡戰的能力。⑧日本被披露正在研發能夠在遭受網絡襲擊時對攻擊源進行反向打擊的病毒。同時，世界網絡強國還紛紛組建網絡司令部和網絡部隊，據統計，至少有美國、以色列、英國、韓國、俄羅斯等國已正式組建網絡部隊。⑨北約的《塔林文件》也確認國際法中的主權原則適用于網絡空間，提出以傳統的國土疆界劃分網絡空間主權。⑩網絡空間的安全化以不可阻擋之勢全面展開，其對于國家行為體的意義在于，它使“網絡威脅的主觀建構由模糊的、超國家的非傳統安全概念向具體的、以國家性為內涵的傳統安全概念轉變”，?使民族國家間的敵我身份在網絡空間得以明確，使民族國家為界的身份認同在網絡空間得以重構，而國家和政府將以其無以倫比的資源壟斷和動員能力迅速成為網絡戰的主體。

網絡空間的“再主權化”對網絡自由主義的式微做了注釋，表明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安全和秩序，而安全與秩序的獲得，需要網絡空間的治理。正是在這一層意義上，國際社會有了基本的共識。雖然國際社會圍繞空間治理博弈在加劇，同時也說明，網絡技術的發展迫使世界主要國家圍繞網絡空間治理認真坐下來談一談。

在矛盾和分歧中不斷拓展共識

網絡技術的發展和網絡空間治理的現實說明強化網絡空間治理是大勢所趨，網絡自由主義不符合網絡空間的需要，網絡空間需要“建章立制”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共識。但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爭奪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的需要，不同國家關于網絡空間治理的立場分歧也更加鮮明。世界主要國家都在努力搭建各種平臺，廣泛建立同盟，試圖在議題和議程設置上搶占先機。從目前爭論的情況來看，除了在網絡空間的基本屬性即網絡空間屬于“全球公域”還是“國家主權”這一基本理念性的問題之外，國際間圍繞網絡空間治理的許多具體問題上也存在嚴重分歧，最突出的問題包括技術標準問題，主要涉及政府在互聯網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其次是互聯網重要資源的分配問題，還有互聯網信息內容的治理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和網絡主權有分不開的聯系。

首先，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網絡強國主張由技術專家、商業機構和民間團體來主導網絡空間治理，政府不應該過多干預，甚至國家間政府組織例如聯合國也應該被排除在外。這種主張又被稱為“多利益相關方模式”。美國的這種主張遭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反對，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政府主導，主張通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加強網絡空間治理，這種主張也被稱為“多邊主義模式”。網絡強國特別是美國堅持“多利益相關方模式”的目的在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否定網絡主權，而發展中國家堅持政府主導型的“多邊主義模式”則是以網絡主權為基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