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各學堂所秉持的教育宗旨，則為1906年5月清政府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德新的教育方針，并且以政府法令形式頒令全國。”⑨因此，在此種教育宗旨下，教學內容仍以“四書”、“五經”為重點，雖然有了自然科學課程，但因教材內容淺顯，又無教學儀器設備，效果很差，陜南地區近代化教育發展極其緩慢。

學堂教學內容與方式。在清政府“按定區劃，勸辦小學，以期逐漸推廣普及教育”政策指導下，改制后的學堂在課程設置、教學內容、上課方式上都發生巨大變化。初小的課程一般都設修養、讀經、國文、地理、算術、體操6科，學制5年，入學者不經測試，適齡兒童均可入學。而高小在初小的基礎上增加了中國歷史、格致、圖畫3科（興安府的旬陽縣還加授手工等隨意科），學制4年，初小畢業通過招生考試即可入學，畢業后學堂統一頒發畢業證書。學堂要求教師要引導學生學習，反對使用暴力等行為。在教學方法上要“以講解為最要”，并提出“夏楚只可示威，不可輕施，尤以不用為最善。”⑩

學堂建設。清末的書院改學堂，基本都是在原有書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興辦近代教育過程中，陜南各地的傳統教育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書院、私塾、義學相繼被改作學堂。而原屬于書院的學田自然也就被改制后的學堂所繼承，學田的收入成為維持學堂發展的重要經濟來源。興安知府金文同專門成立學務經費局擬定章程十條，用于興辦教育。還有部分的經費來自于私人捐贈，他們成為陜南地區書院建設的重要力量。還有部分士紳直接參與到學堂的建設之中，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安康紳士張繼節，生員余德駿等在嶺南書院舊址建初級小學堂，后成立為安康西岸高等小學堂。”因清政府沒有固定的教育投資，學堂主要靠地方政府自己辦學，經濟落后的陜南地區教育經費的緊張，早期學堂發展舉步維艱，學堂建設更是在中央政府的倡導下的一種地方自發行為。

書院改制催生下的新式學堂

清政府《壬寅學制》、《癸卯學制》的頒布，不僅促進了書院改學堂的實施，更促進了其他類型教育的發展。陜南的近代幼兒教育、師范教育、女子教育、職業教育也開始興起。這些不同形式教育機制的創立和發展，豐富教育類型，形成了陜南地區近代較為完備的教育體系。

幼兒教育。陜南地區幼兒教育始于清雍正年間。據《漢中府志》載，郡守朱閑圣于雍正十二年（1734）捐資購地創辦漏澤園，收兒童20名左右，其中1/4為孤兒，教以百家姓等課程，廟會、官紳捐資作為辦園經費。清朝末年，清政府昭示各省、府、州、縣設置蒙養學院，城內坊廂、鄉鎮設置蒙養學堂，并規定蒙養院或蒙養學堂分公立和私立，學制四年。清政府光緒年頒布的《奏定蒙養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直接促進了幼兒教育的發展。光緒二十九年（1903），商州丹鳳縣崇正書院改為商州中學堂，內設蒙養學堂，聘邵蔭堂任教習，招生授課。此后，其他地區也相繼設立蒙養學堂，開展針對幼兒的啟蒙教育。如1904年洛南縣借巒莊羅漢洞設蒙養學堂；安康地區到1909年已建立起16所蒙養學堂。這些蒙養學堂雖屬啟蒙教育，但不少學生年齡較大，超出幼兒階段，且教學不分年級，學無定制，教無定規，基本還是私塾性質。但總得來說，幼兒教育構成了陜南地區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師范教育。陜南地區師范教育起步較慢，“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頒布的《奏定任用教員章程》規定：初等小學堂正副教員、高等小學堂正副教員，暫以師范傳習生、簡易師范生充選。”對學堂教員聘用的規范直接促進了師范教育的產生。1905年，商州中學堂增設商州師范傳習所，后改為商州初級師范學堂，是陜南地區較早興辦的初等師范教育。1909年，漢中南鄭縣的漢南中等學堂附設初級師范學堂；1906年，旬陽縣創辦師范傳習所，首開安康地區師范教育先河。到1907年，陜南地區師范學堂只有4所，學生人數不足一百人，且師范學堂多集中在各府地，縣級只有石泉縣建立有師范學堂。這種緩慢發展既表明當地對教師需求的明顯不足，也說明了經濟落后地區發展教育的艱難與不易。盡管如此，陜南地區師范類學堂的發展對于解決本地區教育教員之缺具有重要意義。

女子教育。1906年2月，慈禧面諭學部，振興女學。1907年，學部擬訂《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及《女子小學堂章程》。女子學堂章程的頒布是中國女子學校教育的開始。其教育宗旨“以養成女之德操，與必備之知識技能，并留意使身體發育……”，并且規定入女子小學堂一律禁止纏足。陜南地區女子教育因此有所發展，興安府辦女學在1908年“鎮坪縣在縣城設立承德女子小學堂一處，教授女紅”，1909年，興安府地區方已有5所女子小學堂。1910年，商州地區胡啟虞在前‘蒙養學堂’地址設立‘商州女子初等小學堂’。”但受女學教育宗旨及本地區落后的社會環境制約，陜南地區女子教育發展很緩慢。雖然這些女學堂主要以教授女紅等技藝為主，談不上文化知識教育，但在當時落后的陜南也是一種開化與進步。

職業教育。在清政府推行新政和鼓勵實業的刺激以及地方政府官員的大力支持下，陜南地區職業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長期以來，陜南是傳統以農業為主的農業社會，所謂的職業教育主要集中在蠶桑、農林等農業領域，“初等農業以‘教授農業最淺近之知識、技能，使畢業后能從事簡易農業’為宗旨”，而工業方面的技能教育幾乎空白，且主要集中在少數留壩、安康、紫陽、商州和南鄭幾個縣區內。

清末陜南地區教育發展評價

清末陜南地區的教育發展是以書院改學堂為開端，總體與全國情形大體相同。自1901年起，陜南地區進行了書院改學堂建設，最終建立起了蒙養學堂、初級小學堂、高級小學堂、中學堂和實業教育學堂的教學機構。勸學所在各地相繼建立，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行政機構；教育內容與教學形式也較之以前有了較大變化，在各級學堂課程內容中設置了自然科學等課程。這些都可視為陜南近代教育的開端。

總體而言，清末陜南各地的各類教育都有所發展，基本形成了由初級小學堂到中學堂的教育體系。但就其學校數量及學生人數來看，這種教育規模還比較小，遠未達到教育普及的程度。同時，由于缺少相關教材和必要的實驗器材，使得一些課程形同虛設。而在以培養“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通才為目的教育宗旨下，“四書”、“五經”仍占據相當比重的教書內容，不難看出傳統教育對近代教育的拘佑。加之教學設備、教育經費、師資力量等自始至終的生存困擾因素，使得清末陜南地區的教育發展雖有一定進步，但更多表現為步履闌珊、舉步維艱。

陜南地區教育近代化表現為以書院改學堂為契機，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教育體系。近代化過程經歷前后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從而表現出時間上的階段性；各地區發展不均勻，在地域上表現出不均衡性；政府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行使得內容上具有外部輸入性，但同時又帶有本地特色。陜南的教育近代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尤其是書院改學堂，是陜南近代教育的基礎。盡管由書院改為學堂后，還明顯帶有舊傳統的痕跡，但這是傳統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轉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作者為延安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安康地區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康地區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1頁。

②鎮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鎮安縣志》，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48頁。

③商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商南縣志》，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645頁。

④⑦季嘯風主編：《中國書院辭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70頁，第476頁。

⑤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89頁。

⑥王炳照，郭齊家等編：《簡明中國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273頁。

⑧漢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漢中地區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484頁。

⑨金林祥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2頁。

⑩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426頁。

安康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康縣志》，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54頁。

陜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陜西省志·教育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1101頁。

朱有獻：《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下），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658頁。

鎮坪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鎮坪縣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53頁。

馮光裕：《續修商縣志稿》（?？秉c校本），商洛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12年，第524頁。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下），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3頁。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