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統一戰線工作新局面

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統戰工作的任務是：為全面開創統戰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加強統戰理論政策的宣傳和教育；抓緊落實各項統戰政策，抓好黨外人士的安排，加強知識分子工作；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作用，放手讓各民主黨派和有關團體獨立自主開展工作；進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加強宗教工作，開展對臺灣和港澳的統戰工作；加強統戰部門的建設。?習仲勛盡一切可能出席各類統戰工作會議，利用各種場合宣傳指導統戰工作，為開創統戰工作新局面投入了大量精力。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方向、政治原則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習仲勛指出，我們黨堅決貫徹執行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尊重各民主黨派在憲法范圍內的政治自由、組織獨立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支持各民主黨派獨立自主地開展各項工作和活動”。?他認為：“有關民主黨派內部及其有關事務，切記由他們自己去調解，比我們出面干預要好得多，這就是改善黨的作風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強黨的領導，真正加強黨的領導。”?1983年3月，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反映某一黨派內部存在一些不團結問題及中央統戰部的處理意見，習仲勛批示：“做各民主黨派工作的黨員干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幫助他們調解糾紛，加強他們內部團結，這是一條基本原則，也就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1984年11月27日，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統戰、政協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仲勛在講話中指出：“統戰、政協工作要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三大任務服務，為改革和開放服務。要探索新的途徑，開拓新的工作領域。”他強調搞四化建設和改革開放，“要把政協、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僑聯、臺聯等組織中的專門人才和仁人志士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是一支具有特殊作用的重要力量。沿海開放城市和經濟特區是開放的前沿地帶，是國際經濟、技術和人員來往比較集中、比較頻繁的地區，這為統戰工作帶來新的特點。他要求統戰和政協部門適應新的轉變，“要有特別高的覺悟，特別嚴格的紀律，特別好的風氣，特別高的效率”。?

1986年2月27日，習仲勛在全國地方政協座談會上，贊譽幾年來各級政協發展很快，成績很大，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強調，今后政協要抓好五項工作：一是廣泛、深入地進行宣傳教育，提高干部和群眾對人民政協重要作用的認識；二是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職能，加強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三是進一步發揮人民政協綜合人才庫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四是繼續做好落實統戰、民族、宗教政策的工作；五是積極開展對“三胞”（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聯絡交誼工作，大力開展人民外交活動。習仲勛在談到統戰工作的組織協調時指出：“要加強政協黨組與統戰部的密切合作。在組織上二者之間不存在誰領導誰的關系，但在工作上卻又誰也離不開誰。”“要從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這一共同目標出發，經常通氣，加強交流，互相商談，互相幫忙，分工合作，一致行動。”?

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階級關系的根本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非黨知識分子問題逐漸成為愛國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由于“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思想領域“左”的影響仍然沒有完全被清除，許多人存在一種誤解，認為知識分子既然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那非黨知識分子自然也就不再是統戰對象了。這種認識誤區如果任由發展，勢必造成統一戰線的大收縮，并有可能對非黨知識分子造成新的傷害。1982年11月4日，《光明日報》刊登的一篇編后語提出，將非黨知識分子作為統戰對象是不恰當的。這與胡耀邦在第十五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將非黨知識分子列為十大統戰對象之一的講話發生矛盾，在社會上引起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在非黨知識分子中影響尤其不好。中央統戰部形成《對〈光明日報〉所載編后語的意見》，指出黨外知識分子既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統戰對象，黨與黨外知識分子存在黨與非黨聯盟的統一戰線關系。習仲勛當即批示，肯定統戰部的正確意見，要求《光明日報》改正。為了統一思想認識，1983年中央統戰部召開十省市統戰理論座談會，1985年又召開了全國統戰理論工作會，對黨的統戰政策進行解釋和澄清。隨后中央統戰部在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指出：“統一戰線的基本問題是工人階級自身團結統一和同盟軍問題。”習仲勛先后兩次批轉報告，同意此觀點，這樣就在原則上解決了關于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的爭論問題。?習仲勛的三次批示，解決了新時期統一戰線的一個關鍵問題，即非黨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內部統一戰線問題。這三個批示及時地澄清了誤解，消除了思想混亂，從而避免了統一戰線的收縮甚至倒退，對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擴大和統戰理論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做好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的工作，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實現港澳回歸和兩岸統一，是習仲勛非常關心、經常思考和認真研究的重要問題。他認為海外愛國統一戰線有著廣闊的天地，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海外的統一戰線工作已成為當務之急。為此，習仲勛主持召開會議，專門研究海外統一戰線工作，邀請中宣部、外交部、僑辦、臺辦、港澳辦等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集思廣益，討論形成文件，使海外統一戰線工作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活躍起來，并向廣度和深度拓展。根據習仲勛的指示，及時成立了海外聯誼會機構，加強了同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的聯系。在對臺工作的實踐中，習仲勛提出，統戰工作、對臺工作各部門都要做，不僅是統戰部，外貿部、商業部、郵電部、外交部也有這個工作，大家共同來做才能做得好，要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積極性。1986年10月4日，全國僑聯召開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習仲勛到會講話，希望僑聯組織“更加廣泛地團結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為祖國四化建設貢獻力量”，“按照‘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和習仲勛的關心指導下，我國統戰工作的各個領域很快出現了千帆競發的局面。以民主黨派工作為例，到1985年6月，全國政協31名副主席中民主黨派成員有13名，全國人大常委會19名副委員長中民主黨派成員有7名，還有5000多名民主黨派成員被選為各級人大代表，1.4萬多名民主黨派成員擔任各級政協委員。各民主黨派建立咨詢服務機構1000多個，完成服務項目2萬多項；辦各類學校1200多所，短期培訓班1萬多期次；有6000多名民主黨派成員參加智力支邊活動，完成支邊項目3000多項。各民主黨派共接待“三胞”10多萬人次，引進項目1600多項，邀請專家回大陸講學1000多人次。民主黨派成員被評為地、市以上勞動模范及先進工作者的有5萬多人。?民主黨派在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各領域日益活躍。

加強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教育，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新形勢下，民族工作如何跟進和創新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習仲勛經過調查研究，認為在干部群眾特別是領導同志中，要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培養大批的民族工作干部，同時要大力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齊抓。

習仲勛認為民族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在全國人民中加強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的教育”?，“在各民族干部和群眾中，經常地、深入地進行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民族政策、民族團結的教育，進行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維護祖國統一的教育”。【21】他重視總結民族政策和民族觀教育的經驗，提倡大力表彰為民族團結進步做出貢獻的先進集體和個人，傳播他們的先進事跡和經驗。在習仲勛的倡導下，全國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活動蓬勃開展，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相結合，重點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知識界和青少年的教育；各級黨校、大專院校、中小學校普遍開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民族政策課程；把民族政策和民族觀的教育同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結合起來；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民族政策執行情況的大檢查；廣泛開展“民族團結宣傳月”活動，表彰民族團結的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到1989年，全國26個省、市、區召開了民族團結表彰大會，數以萬計的先進集體、先進個人受到表彰和獎勵。

經濟發展是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基礎。習仲勛對此認識十分明確：在新時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各地黨委和政府要把經濟工作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一切工作要緊緊圍繞著這個中心去進行”。【22】習仲勛提出，要發展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發展商品經濟。少數民族可以越過一個或幾個社會發展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卻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要在少數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現代化，必須補上這一課，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同時，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兩個文明建設一齊抓，把治窮和致富結合起來。他強調，各級民族事務委員會要積極參與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工作，主要從研究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總體規劃和解決實際問題兩個方面去進行，并且要把解決實際問題放在重要位置。為此，他提出了四點意見：一是組織專家對某一個地方，比如一個縣或一個地區的開發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制訂規劃和實施方案，并協助當地政府組織實施；二是就某一個地方的單項開發問題，從可行性研究到實施開發的全過程給予幫助，可以組織省里的研究所去搞，各民主黨派也可以參加進來搞；三是幫助進行各種專業人才培訓；四是為少數民族地區同先進地區的橫向聯系搭橋牽線，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要平等互助，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也要平等互助。

習仲勛十分熟悉少數民族地區的情況，對如何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考慮得十分周到。1986年11月1日，他在全國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擴大會議上說：“現在有些少數民族群眾，連賬也不會記。有的不知道什么是商品，還有只知道以貨易貨的。漢族同志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要去幫助他們。特別是做民族工作的同志，要為少數民族服務。”“要在多辦實事，多解決實際問題上想點子，下工夫，使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要拿出一定時間到一個地方去，把那個地方的經濟搞上去。到那個地方，首先要進行實地調查。調查是為了什么？為了決定政策，為了解決那個地方的實際問題。”“我國還有1800多萬散居、雜居的少數民族人口，各地黨委和政府在安排經濟、文化建設和各項工作時，要想辦法給予必要的幫助和照顧。就是要給一點偏食吃。”“對少數民族要多給一些幫助，多給一些照顧，使他們和當地的漢族一起富裕。”【23】

內蒙古自治區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第一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省級地區。1987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40年，中央決定派高規格的代表團參加慶典活動，代表團由烏蘭夫任團長，習仲勛任副團長。7月31日，習仲勛在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會上，發表題為《推進內蒙古四化建設和各項改革事業》的講話。他要求：“從內蒙古的實際出發，揚長避短，制定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對不同地區、不同產業，確定各自的具體發展方針，并把各種產業合理地組合起來，互相支援，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習仲勛認為，培養民族干部是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一個重要方面，在堅持干部“四化”的前提下，既要注意培養少數民族黨政管理干部，又要注意培養多學科、多層次的專業技術人才，以適應經濟文化事業發展的需要。習仲勛特別強調民族團結問題，他指出：“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是順利進行四化建設，實行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證。”“要實事求是、慎重合理地處理民族關系方面的問題，堅持教育和疏導的方法，及時消除一切不利于民族團結的消極因素，努力造成一種友愛、信任、民主、和諧的環境和氣氛，充分調動各族人民建設內蒙古的積極性。”【24】習仲勛在內蒙古活動期間的言行，始終圍繞民族團結的主題，體現了黨的統一戰線工作領導者對民族問題深邃的認識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內蒙古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習仲勛對民族自治政策的深刻闡發和對民族地區工作的真知灼見，至今仍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