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體制體現的“‘嵌入式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是30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而是性質上是多邊主義的；不是貿易和金本位的自由主義，而是建立在國內干預基礎上的多邊主義”。⑥它融合了“新政”所體現的原則⑦，是凱恩斯主義拓展到國際范圍的表現。福利國家是對自由主義國家的改造，一方面它保留了自由主義國家作為自由市場監護人和生產資料私有原則的核心內容；另一方面它補充了自由主義國家的功能，用國家干預來彌補自由市場對社會帶來的巨大負面作用。⑧福利國家承認，市場失敗內生的問題既影響市場正常運行，也帶來社會的重大隱患。為了保障市場的運行，避免社會沖突，國家必須通過自身的作用來糾正市場產生的社會問題，使得市場成為一個有管理的市場。這樣的市場褪去了原生態市場的特征，增加了社會公平和國家干預的特點。在國際范圍內，新的國際經濟制度一方面重新確立了市場開放的原則，打破了原來各國的經濟民族主義的阻隔，約束各國為了國內福利實施“以鄰為壑”的政策。但同時為了保障福利國家的實施，新的國際經濟制度通過一定的救濟措施，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借款、國家保留的對資本流動的控制，關貿總協定中各種例外保障條款等，為福利國家防范外部的市場沖擊在制度上預留了一定的國內自主空間。
戰后的世界秩序是一種在工業化新發展的條件下，重新協調工業大國之間分工的秩序。它是資本主義空前危機條件下的改革產物，也是資本主義新發展過程中的產物。這一秩序已經不再強調市場的自由放任，而是一種國家干預下的由美國領導的國際多邊協調。 經濟全球化下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全球分工已經不同于歷史上的國際分工。傳統國際分工是工業與農業的分工，這種分工下，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是工業與農業的分工，發達國家之間則更多的是工業化的相互競爭。傳統的分工格局下，工業大國之間在實力對比沒有發生變化的條件下，這種競爭保持著某種和平的有序競爭狀態。一旦發生實力對比的變化，大國之間為了爭奪市場與原料，和平的競爭逐步演化成一種政治甚至是軍事的競爭，最終不可避免地發生政治與軍事沖突。兩次世界大戰就是這種沖突的體現。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由于生產的全球化，全球性的分工呈現出一種網絡化分工的格局。當代全球生產的網絡化的特點是各國不再是完整產品生產全過程的場所，而是通過分布全球的網絡來完成產品的設計、加工、組裝的生產復雜過程。這種分工與歷史上的分工不同之處還體現在主導產業發生了變化。就像工業化時代工業主導、農業從屬一樣，當今的分工是信息與現代服務為主導，農業與工業都是從屬。“互聯網+”代表著分工的新氣象、新趨勢。
雖然跨國生產網絡使得世界性（分工）生產呈現分散化和碎片化，但全球生產的管理控制在跨國資本手中。⑨串聯這一分散化和碎片化分工主要是跨國公司，特別是來自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因為它們掌握著新技術、控制著信息業和現代服務業，擁有著巨額資本。而且，在這一跨國生產過程中，資本實現了跨國聯合。這種資本的跨國聯合是歷史上國內資本集中之后進一步向國際發展的結果，它使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
在這種全球生產與分工的條件下，傳統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失去了經濟基礎，因為跨國壟斷資本已經成為全球市場的主宰，建立起全球生產和金融的網絡。資本不需要國家為它獲得排他性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帝國主義建立起來的排他性市場已經不符合全球性壟斷資本的特點，它只能造成全球市場的分割化，而且由此產生的帝國主義戰爭會破壞世界市場的正常運作。因此，全球資本需要的是一種全球性帝國統治。⑩馬克思曾說過：“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由此必然產生的結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獨立的、幾乎只有同盟關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關稅的各個地區，現在已經結合為一個擁有統一的政府、統一的法律、統一的民族階級利益和統一的關稅的統一的民族。”?資本的帝國化統治就是這一進程已經上升到全球范圍的反映，資本的跨國集中要求有一個全球的治理、全球統一的法律、全球階級利益、關稅和全球民族。
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世界秩序從“嵌入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轉型。新自由主義秩序下，國家從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國家轉型，國家重新向基本“守夜人”的角色回歸；國際經濟秩序從“妥協的自由主義”向著全球統一的自由市場轉型，放松管制、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化是新的經濟秩序的趨向；這一經濟秩序的安全保障結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形成的軍事司法干預體系，它或通過軍事遏制的方式防范非西方大國破壞地緣政治現狀的可能，或以選擇性的執法方式來懲誡和教訓發展中國家的“流氓”。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支撐這種新秩序的意識形態。它的核心就是保障自由，宣揚國家干預對個人的危害，鼓吹自由是恢復增長和效率的基礎。它把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成分作為一種普適的價值觀向世界推廣。由此作為標準，任何不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行為與政策都會被代表其利益的國際公民社會“妖魔化”，不論它們來自左翼還是右翼。相反，任何符合新自由主義的行為與政策都會被“神圣化”。這一新秩序如同19世紀的自由主義秩序一樣，帶來的是世界性兩極分化以及新興的生態環境的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