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矛盾尷尬

日本是傳統的東亞大國。安倍上臺后，日本的外交也變得活躍起來。2015年的日本外交以對華博弈為重點，但有自己的核心訴求：正常國家和大國化的政治訴求。①但是由于日本實力的相對下降和美國的掣肘，總體上日本外交處于一種矛盾、糾結、尷尬的境地。2015年4月底5月初，安倍展開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對日本來說，這次訪問的主要目的是展示日美同盟關系的堅固。對此，美國方面也非常重視，安排了白宮歡迎儀式、兩國領導人的聯合新聞發布會和國宴，并第一次安排日本領導人在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在安倍訪美期間，兩國簽署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兩國軍事同盟得到升級。在是否加入亞投行的問題上，日美雖然都有過動搖，但最終都沒有加入，從而成為沒有加入亞投行的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2015年10月，由美國主導的TPP取得實質性突破，日本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一直以來，美國主導的TPP執行“ABC戰略”（Anyone But China），把中國排除在外，使TPP成為制衡中國的“經濟北約”。為此，日本在農產品關稅問題上做出了讓步。但是，日本對美外交也并不總是言聽計從，一方面借助“不平等的”日美同盟擴大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追求更加平等的“正?；?rdquo;日美關系，由此造成一個矛盾的對美外交。

在與中國的關系上，日本外交也凸顯了矛盾。一方面日本與美國一起擠壓中國，另一方面卻希望借助中國振興經濟；一方面在一些問題上與中國展開競爭，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場合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交流。目前，中日間的釣魚島爭端已經常態化，雙方都在12海里活動，沒有發生沖突。同時，日本沒有參與美國的南海巡航。2015年11月，中日韓峰會和東亞峰會相繼召開，兩國政府首腦進行了會談，兩國關系出現改善的跡象。但在全球范圍內，中日圍繞高鐵市場展開了激烈競爭，而且這場競爭很可能會在較長時間內持續。

日本與俄羅斯的關系也陷入一種矛盾尷尬的境地。日本追隨美國的步伐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但是安倍政府實施“俯瞰地球儀外交”，外交主動性增強，在對俄關系上采取攻勢，頻頻對俄釋放善意，企圖拉攏普京，取得雙邊關系的突破。日俄關系的癥結有兩個：一個是日美同盟，美國始終影響著日本的外交政策，不希望日本脫離它的掌控。另一個是北方四島爭端。2015年9月，安倍與普京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了會晤。由于種種原因，原定普京2015年訪問日本的計劃再次延遲。

相比與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日本與歐洲的關系顯得比較平淡。2015年5月，日本歐盟首腦峰會在東京召開，確認繼續深化雙方戰略伙伴關系，爭取早日締結經濟伙伴關系協定。2015年6月，G7峰會在德國舉行。安倍想在亞投行、東海和南海問題上提出針對中國的話題，但是并沒有成功。2015年9月，日本與歐盟的自貿談判無果而終。2015年11月G20峰會期間，安倍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進行會談，強調加速推進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談判。2015年12月，在出席聯合國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后，安倍訪問歐盟輪值主席國盧森堡，一致同意早日談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正如美國媒體所說，日本外交已經進入錯亂期。一方面，日本想爭取成為正常國家，發揮大國外交的作用，并擺脫美國對其內政外交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卻處處看美國臉色行事，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系也陷入一種矛盾尷尬的境地。想左右逢源，但是卻往往進退失據。這或許與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有關，更是日本現實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反應。

中國和印度外交精彩紛呈

中國和印度可以看作是新興的世界大國，金磚國家，G20成員國，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兩個國家，都有巨大的發展潛力。2015年，中印外交彰顯活力，顯得有聲有色。不斷增長的經濟成就和自信的大國心態相伴隨，兩國外交精彩紛呈，為國際社會增添了靚麗的風景。

中國外交。2015年，中國的大國外交空前活躍，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贊許和認可。2015年3月28日，中國政府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成為指導“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文件。4月15日，作為支撐“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國際金融機制—亞投行，最終確定創始成員國為57個。11月中旬，習近平在參加G20峰會和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向世界傳遞了：中國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正能量”，為世界經濟增長“打氣”。12月16日，習近平在參加在中國本土主辦的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時提出網絡主權，為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提出了中國主張。

中國外交視“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2015年，中國加強了與各大國的外交關系。2015年5月和9月，中俄元首相互出席對方的紀念活動，簽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7月，習近平主席赴俄羅斯烏法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會晤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雙方加強能源、軍工、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繼續深化，成為新型大國關系的典范。在新年前夕，普京簽署了的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中，把俄中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看成是維護地區和全球穩定的因素。9月，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并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繼莊園對話、瀛臺夜話之后，同奧巴馬總統白宮秋敘，確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10月，習近平主席對英國展開“超級國事訪問”，受到隆重接待，開啟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11月，習近平出席G20峰會。同月，赴法國出席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也非常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中非合作論壇、中拉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等機制穩步展開，金磚國家、上合組織、亞非領導人會議、東亞峰會等機制成為中國展現外交作為的重要平臺。

在經濟領域，中國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與20多個國家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中俄簽署了經濟發展戰略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12月25日，亞投行正式成立，英法德等西方大國和全體金磚國家都是其正式成員。中國與韓國、中國與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與東盟完成自貿區升級談判，RCEP談判取得實質進展，中德建立“中國制造2025”，同“德國工業4.0”對接協調機制。IMF正式決定將人民幣納入SDR，使人民幣成為準國際貨幣。同時，中國的高鐵外交取得重大進展，敲定了中俄和中國—印尼高鐵項目，中老、中泰高鐵開工在即。2015年年底，美國國會終于通過了2010年IMF提高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份額的改革方案。

2015年，中國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人類的共同發展和命運與共，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也超越了西方傳統的聯盟體系和霸權體系。這是繼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之后的又一偉大創新。這些都表明，中國不僅僅是國際秩序的普通參與者、受益者，而且是國際秩序的建設者、主導者和引領者，日益參與和影響到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主導、塑造一些國際規則的制定。

印度外交。成為世界大國是印度國家戰略的最高目標。對印度來說，與大國的關系始終是它外交的重點，其執行的是大國平衡外交戰略。進入21世紀后，印美關系雖然齟齬不斷，但是總體較為良好。莫迪在當選印度總理后，非常重視與美國的關系。2014年9月，莫迪首訪訪美國，受到奧巴馬的高規格接待。2015年1月，奧巴馬訪問印度，開啟了兩國戰略合作的新紀元。但是，印度外交一直堅持獨立自主，在大國之間進行平衡。印美關系加強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為了制衡中國。無論是經貿關系，還是政治關系，印美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間，但是前景難料。

與中國的關系始終是印度外交的焦點，甚至可以說是印度的“心結”。印度一直將中國看作是其地位和安全的巨大威脅。作為兩個新興大國，兩國在地區范圍內存在競爭的一面。對印度來說，重點是拉攏美日抗衡中國，其非常介意中國在南亞和印度洋事務上的行為，但又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因為印度入常、經濟發展都需要借助中國。2015年5月，莫迪訪華，為此中方做了精心安排。相應的，中方也非常重視與印度的關系，李克強擔任總理后首訪國家就是印度。

印度非常重視與俄羅斯的關系。作為主要的武器和能源來源國，俄羅斯對印度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2000年以后，兩國一直保持特殊的戰略關系。2015年12月，莫迪訪問俄羅斯，加強了兩國在軍事、能源和經貿方面的合作，擊碎了“親美遠俄”的傳言。在此期間，普京表示印俄將全面發展特惠戰略伙伴關系。印度渴望成為世界大國，其需要俄羅斯在入常問題上的支持。莫迪訪俄前表示，“俄羅斯是印度永遠的朋友，兩國的友誼牢不可破”，希望向俄采購達70億美元的武器大單。印度贊同與俄羅斯建立一個廣泛的反恐聯盟。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及時雨”，有利于緩解俄羅斯因為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問題與西方關系造成的困難局面。

對印度來說，它的核心要務是發展經濟。印度人口中年輕人占據大多數，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潛力，目前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金磚國家，希望能夠提升國際地位。印度獨立自主和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使其在大國間游刃有余。莫迪擔任總理后，在國際上刮起了“莫迪旋風”，積極推銷印度，成為“印度的首席推銷員”。

結語

表面上看起來，2015年美國與俄羅斯在東歐、中東打“拳擊”，吸引了世界的眼球，其實，世界經濟政治的重心在加緊從大西洋—歐洲地區向亞洲—太平洋地區轉移，亞太地區才是世界真正的焦點。亞太大舞臺上的領銜主演—中國和美國，相互感興趣又互相不信任，它們之間的“太極”博弈進入了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網絡、南海、對臺軍售三個方面。與此同時，中美在經貿、氣候、反恐等領域的合作逆向加深。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崛起是國際格局變革最大的推動因素，并日益影響著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進程。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有聲有色，風生水起，為世界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新理念和新實踐。此過程需要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努力，為中國的外交實踐和理論發展提供理性思考。2015年，關于“一帶一路”、戰略對接合作、高鐵外交、互利共贏、新型國際關系、新型大國關系、命運共同體、金磚國家、“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俄三角關系、中小國家研究（如哈薩克斯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人文外交、國家民族主義等議題占據了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界，成為主流。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學術機構紛紛設立，學術隊伍迅速擴大，人才流動頻繁。除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等國家級的研究機構外，高等學校也成為重要的生力軍。教育部在全國高校設立了約40個地區和國別研究基地，并要求向高水平智庫的方向發展，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一些外語類、經貿類的大學，也設立了國際關系學院和專業。研究的領域更細致、更具體，范圍更廣。中國的國關學者，特別是北京、上海、長春、廣州、南京、武漢等地的學者，努力借鑒馬克思主義、西方和非西方大國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傳統文化這三大來源，潛心于學術研究，努力對一些重大的國際問題發聲。一批中青年學者以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德文、法文等語言在各國主流期刊發表高水平學術論文，出版高水平學術專著，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作為一個亞歐大國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國對亞歐區域的研究雖然在時間上稍晚于西方，但由于重視程度和研究力量的增長，中國大有后來居上之勢，在世界上處于比較獨特、比較前沿的位置。一些學者集多年的學術功力，努力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提出了獨到的國際關系理論，如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的“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等，已經有了一定的學術影響。

我們認為，在中國綜合國力蒸蒸而上、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大背景下，隨著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中國國際作用和話語權擴大，國際影響力提高，中國的國關學人一定能夠借助中國的外交思想，結合中國的外交實踐，提煉中國的外交經驗，總結中國的外交成就，立足于中國的具體國情與獨特視角，把國際關系的普遍理論與中國的具體經驗相結合，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或國際關系的中國學派。

（本文系教育部北京師范大學俄羅斯中心項目、北京師范大學自主科研重大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4BGJ039、13KDB039）

【注釋】

①呂耀東：“戰后日本外交戰略理念及對外關系軌跡”，《日本學刊》，2015年第5期，第70頁。

責編 /王坤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