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從19世紀40年代以來，全體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以獨立、富強、自由為己任，在幾個世紀曲折艱辛的持續探索中，所找到的唯一能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道路。在新的歷史時期回顧分析這一道路的形成發展歷程，對在“新常態”下實現“四個全面”戰略和“兩個一百年”目標，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三個自信　歷史啟示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識碼】A

近代以來的歷史性課題和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曲折探索

近代以來，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造成了中國的積貧積弱，而帝國主義的侵略又使“天朝上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國家現代化與民族復興，自然就成為近代以來中國的歷史性課題。面對這一課題，雖然各種政治力量都作出了不懈努力，但只有中國共產黨抓住了農民對土地的訴求這個中心問題，開創了以農民為主體、土地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在此基礎上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從而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創造了基本前提。經過長期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已深深懂得解決自家問題必須從自家實際出發的必要性，因此當毛澤東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揭蓋子”后，就毅然從“以俄為師”轉為“以蘇為鑒”，并強調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要走中國工業化道路。在中共八大前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國的探索取得顯著成果，如將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發展生產力上來；制定了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提出改革過于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構想；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學說；闡發了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設想，等等。這些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舉足輕重的問題所作出的初步回答，總的看是成功的。

然而，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說，我們從1957年開始犯“左”的錯誤，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在經濟上搞了“大躍進”。事實證明，“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這些充滿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試驗”是不成功的，給黨、國家、民族、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為此，我國于20世紀60年代初對國民經濟進行了大調整。然而在調整過程中，毛澤東不僅與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在對形勢估量、包產到戶、甄別平反、對外政策等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還進一步將這些分歧看作是右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階級斗爭等的表現，并在此基礎上于1966年夏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長達十年的“文革”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全局性失誤，不僅沒達到毛澤東追求理想社會主義的目標，反而使社會主義建設遭遇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①留下慘痛教訓。

偉大歷史轉折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

如果說上述經驗教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歷史依據，那1978年后的成功經驗則是這條道路形成的現實依據。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歷史轉折的基礎上，到中共十三大前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新路已初步開創。

“文革”結束后，全黨全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刻反思，其中尤以鄧小平為甚。如他多次強調，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優越，否則還叫什么社會主義？而1978年前的二十年，“實際上處于停滯和徘徊的狀態”。事實說明，“空講社會主義不行”，因為“人民不相信”。所以，今后我們“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②不難看出，改革開放前的經驗教訓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歷史依據。經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準備，1978年年末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進行了以下突破：一、正式拋棄“兩個凡是”，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二、終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作出工作重點轉移的決策；三、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四、開始系統清理重大歷史問題和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五、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始了歷史性轉變。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沖破了長期以來“左”的束縛，走上了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新征程。此后，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并很快獲得成功，同時城市改革開始進行試點，對外開放也取得重大突破。在此基礎上，鄧小平于1982年9月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中國要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本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凝聚民心、推進改革、唱響旋律、實現復興的旗幟。在多方面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礎上，1984年10月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改革的決定，改革重點由農村轉入城市。為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經驗，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這一階段的基本路線，明確了現代化建設的“三步走”戰略，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初步“輪廓”。

將中共十三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括的十二個方面特點與1978年前的理論與實踐對比，不難發現，在“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已初步形成一套有別于傳統模式的新思想、新認識、新方法。具體來說就是：

在思想路線上，從“兩個凡是”變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國情認識上，從“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變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根本任務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發展動力上，從“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變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在發展戰略上，從實現“四個現代化”變為“溫飽、小康、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在國際判斷上，從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變為“和平和發展”是時代主題；在祖國統一上，從“一定要解放臺灣”變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黨的建設上，從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五十字建黨方針”變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等等。

上述思想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初步形成了一個框架清晰、邏輯嚴密的新的理論體系。正因如此，這次大會報告指出，上述觀點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規劃了進一步前進的道路。③這就表明，到十三大前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初步開創。

國內外風波和變局的考驗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拓展

中共十三大后不久，我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和挑戰。先是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接著是1989年政治風波和西方制裁，隨后又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國際國內風波和變局的考驗下，一些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產生動搖，對改革開放提出姓“社”姓“資”的詰難。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于1992年初發表南方談話，通過對社會主義本質、“三個有利于”標準、計劃與市場性質等重大問題的闡述，解除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進中的障礙。根據南方談話精神，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作出三項重大決策：一是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三是要求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以上述談話和大會為標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階段。為了有效推動這一建設，次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制定出構建這一體制的基本框架和總體藍圖。此后，考慮到宏觀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較重，改革的重點從國企轉向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因此，從1994年初開始我國重點進行了財稅、金融、外貿、外匯、計劃、投資等領域的改革，改善和加強了宏觀調控體系。到1995年，又不失時機地將改革的重點轉向國企，有效探索了這一改革的方向、思路、方針。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發展生產要素市場、推動社保體系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等。這樣，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后，我國不僅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道路上獲得了重大進展，還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軟著陸”，取得了高增長、低通脹的驕人成就。

實踐的發展推動理論的進步。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不僅正式明確了“鄧小平理論”的科學稱謂，還就我國所有制結構、公有制實現形式、依法治國等問題提出新的論斷，并制定了跨世紀發展的戰略部署。此后，我國相繼作出國企改革攻堅、西部大開發、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決策，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堅定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并在此基礎上贏得了應對來自經濟、政治和自然等挑戰的勝利。

在新的歷史時期繼續推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不僅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新的指導思想，還進一步明確了全面小康的奮斗目標和具體任務。此后，我國從理論與實踐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發展。第一，提出并實踐科學發展觀。自從2003年7月被初步提出后，科學發展觀逐漸成新世紀以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指導思想。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政黨執政規律等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標志著馬克思主義與我國新階段國情的結合達到了新的高度。第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2006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全面闡述了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意義、奮斗目標和主要任務，從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行了重要發展。第三，提出建設新農村的任務。繼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決定用五年取消農業稅后，次年秋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有效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全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到2006年，我國正式取消了農業稅。這都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到一個新階段。第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2004年9月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特別研究了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對黨的建設從各個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力圖從根本上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

在此基礎上，2007年秋的中共十七大針對新時期關于改革的種種質疑和爭論，科學回答了舉什么旗、走什么路以及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朝什么目標前進等重大問題。與此同時，大會還對進一步推進改革、加快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等問題作了部署，對在新階段推進黨的建設事宜提出了明確要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不僅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還在新的歷史時期進行了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重大部署，提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勝利的具體要求。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系列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并針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三期疊加”新常態，提出用“四個全面”戰略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歷史啟示

首先，既要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關內容，更要努力用其所蘊涵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推進這一事業的建設進程。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方面要學其具體的道路、理論和制度等相關內容，另一方面更要學其所蘊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發展的前述歷程證明，貫穿于這一道路、理論和制度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指導性，是長久起作用的活的靈魂。堅持這一世界觀和方法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能順利推進；離開這一世界觀和方法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就會遭受挫折。因此，我們要認真學習其蘊含的立場、觀點、方法，努力把這一活的靈魂運用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來。

其次，以開闊的視野和寬廣的胸襟，學習借鑒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經驗教訓，切實使我們成為學習型的國家和政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獲得成功的必要條件。無數鐵的事實證明，封閉的結果只能是思想閉塞、眼界狹隘和愚昧落后。此外，我國還應努力營造寬松、規范、科學的制度和文化，在使我們真正成為學習型國家和政黨的同時，切實增強各方面的創新能力。

再次，在樹立正確理想信念的基礎上，切實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自信”。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貴在準確把握其精神實質的基礎上，真正做到學深學透，切實用其來引領思想、規范行動、把握方向。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是在長期實踐中萃取出的精華，是贏得新勝利的重要保障。因此，我們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在此基礎上不動搖、不折騰、不懈怠，艱苦奮斗、頑強奮斗、不懈奮斗，通過完成“四個全面”戰略和“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第四，理論發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必須有與之相關的制度、體制、機制的設計和改革作保障。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的，制度問題是全局性、根本性、長期性的東西。因此，任何理論發展成果要想得到真正的貫徹落實，都與相關制度、體制、機制的設計改革直接相關。雖然新世紀以來，我們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理論成果，但由于相關制度、體制、機制等方面的設計與改革未能跟上，致使這些理論成果難以落實到位，從而也造成這其中的不少要求流于形式。因此，今后我們應對各種理論發展成果，須從制度、體制、機制上進行切實的設計和改革，積極營造相關條件與環境。

最后，通過“頂層設計”推進以權力監督制約為核心的政體改革，是解決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中各種問題和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關鍵。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以權力監督制約為核心的政體改革的滯后，已成為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社會中各種問題和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關鍵。然而，由于政體改革的復雜性、關聯性和配套性，需要高屋建瓴地統籌制定其改革方案。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這一改革涉及權力和利益的深層次調整，倘若不進行“頂層設計”，一定會由于眾多利益群體的阻撓和反抗而使之無法推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黨和政府曾一再強調，1978年以來發展和變化的成就靠的是改革開放，將來實現民族復興仍然要靠改革開放，特別是政體改革。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改革的保障，實現現代化等的任務就不可能完成。④讓人感到欣慰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已經在高壓反腐、不動產登記和依法治國等方面作出諸多的嘗試和努力，但這些進展還遠遠不夠，所以期待著黨和政府今后能在這一問題上取得更大的突破，為早日建成全面小康、實現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創造最重要的條件。

（作者分別為中國建設銀行高級研修院副教授、博士（后），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56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頁。

③《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頁。

④“只有堅持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人民日報》，2010年8月22日，第1版。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