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在構建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同時，著眼少數民族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提出了一系列少數民族經濟思想，包括問題意識、精準脫貧、金融服務、城鎮化等。這些思想，對我們認清現狀，拓寬眼界，找準癥結，發展好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習近平　少數民族　民族地區　經濟思想

【中圖分類號】F127.8  　　 　  　【文獻標識碼】A

環境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深入的思考，制定了一系列推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這些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推出，充分體現著習近平的少數民族經濟思想。

習近平少數民族經濟思想的現實基礎

2014年11月，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首次全面闡釋了中國經濟“新常態”。他指出，中國經濟運行軌道正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的關鍵階段。“三期”疊加的顯著特征是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轉換、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轉換。在這個階段，中國經濟面臨人口紅利喪失，要素成本上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經濟增長引擎缺位等難題，加之國際經濟形勢不斷惡化，保增長、穩就業與調結構壓力驟增。增長速度換擋導致的經濟增長失速、內外需不足導致的消費拉動乏力、淘汰產能過剩優化產業結構帶來的調整陣痛、國際金融危機寬松刺激政策退出等因素帶來的消化不良逐步傳導至民族地區，并與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天然缺陷疊加形成波尾效應，導致民族地區既要進一步夯實經濟增長基礎、釋放經濟內生動力、保增長、穩就業，又要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改革、調結構，少數民族經濟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和復雜局勢。

習近平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總體構想

努力確保“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重視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指出要積極創造條件，解決各民族發展不均衡問題；2014年9月，他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又強調要最大限度凝聚各民族智慧和力量，共同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2015年在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視察時，習近平強調指出，“全面實現小康，一個民族都不能少”。這表明了他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高度重視，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在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重要作用的認識，進而體現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整體戰略中。一方面，少數民族經濟是整個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整個中華民族經濟鏈條不可缺少的一環，只有少數民族與全國人民一道實現了小康，才有可能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經濟又是中華民族經濟鏈條中最脆弱的一環，民族聚集地大多自然條件比較惡劣，經濟建設起步晚，歷史欠賬多，產業布局畸形，城鎮化水平低，內生動力不足，向“新常態”轉型能力差，與東、中部地區特別是與東、中部城市地區差距明顯且逐年拉大。習近平將這個階段的民族經濟發展特征總結為“三個并存”，即：“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存”、“民族地區經濟加快發展勢頭和發展低水平并存”、“國家對民族地區支持力度持續加大和民族地區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建設仍然落后并存”①，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機遇更多了，面臨的挑戰也更多了。因此“要千方百計加快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讓民族地區群眾不斷得到實實在在的實惠”。

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具體思考

習近平對少數民族經濟發展進行了一系列新思考和新嘗試，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和新思想。這些思考，體現在籌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戰略的過程中，體現在對當代中國實際的準確把握中，也體現在對經濟發展階段的清醒認識和對發展困難的理性面對中。

著力解決少數民族民生問題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和現實是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也是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現實基礎。在這個階段，不同經濟主體訴求日益多元化，經濟現象日趨復雜化，經濟問題也日趨具象化，這就要求公共政策決策者和制定者在謀改革、求發展的過程中，充分認清并把握經濟問題的本質和產生根源，著眼中國現實，解決具體問題。習近平指出要以重大問題為導向，這就要求堅持用問題意識、問題導向的思考模式，將解決好少數民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和最現實的民生問題作為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的首要問題—“發展少數民族經濟要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改善民生為首要任務，以扶貧攻堅為重點”②。通過“問題導向”，將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具象化為解決實際問題的具體指南，從而形成一系列目標清晰的經濟政策，形成倒逼機制，進而明確經濟發展動力，推動深化改革，最終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目標。

持續加大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投入的同時注重改變投入方式。習近平立足于對當前紛雜經濟形勢的科學分析和對當前少數民族發展階段的正確判斷，指出民族地區與全國同步實現小康的難度較大，必須通過跨越式發展方式實現趕超。同時也強調，在實現小康的征程中，既要瞄準目標，又要扎根實際；既要考慮時間節點，更要注重打基礎、謀長遠、見實效。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不斷加大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投入力度，通過財政傾斜、轉移支付、減免稅收、增加基礎設施投入、加大扶貧開發力度、推進民族地區城鎮化、加強生態系統建設、推動特色產業等系統工程，不斷改善少數民族生存發展軟硬件環境，穩步提高了就業，有效改善了民生，推進了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③。這些轉變最具深遠意義的是借助國家的持續投入，民族地區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少數民族就業人口逐步從效率較低的農業中解放出來，向效率較高的工業和附加值較高的第三產業轉移，使以效率為起點的分工合作得以進一步優化，從而解放了生產力，釋放了經濟主體活力，還原了少數民族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有效維護了社會主義公平正義。但在加大對少數民族經濟投入的同時，產出的經濟效果卻日益弱化：首先是邊際產出遞減顯著，投入產出比不平衡加劇，表明了投入的經濟效果惡化；其次對民族地區的投入是以對民族地區央企和大型地方國企直接補貼為主，投資周期長、資金成本高、經濟效益低、投資回報不顯著，同時由于少數民族人口素質相對偏低，客觀上投入對當地就業的拉動效果有限，投入的外溢效應沒有達到預期，從某種程度上講甚至促進了民族地區收入差距擴大化；再次是以往的國家投入方式，抑制了民營企業活力和企業家創造力，一定程度上扼殺了民營經濟活力，不利于激發少數民族經濟自身活力；最后是既往的以項目為主導的投資模式極易引導并加劇民族地區資本、資源等的錯配，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加速，錯配風險也會加速暴露，加之民族地區經濟的自我調整和修復能力比較差，因此會扭曲經濟關系，加劇系統性風險。

對此，習近平指出，要把政策動力和內生潛力有機結合起來，在注重“輸血”的同時，更加注重增強民族地區自我發展的“造血”能力。通過將政府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扶持資金投入方式由直接補貼改為股權投資，運營方式由政府監管改為基金模式運作，建設方式由政府直接建設改為PPP模式等方式，激活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力，促進少數民族經濟發展。

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在中共中央新一屆常委與新聞媒體見面會上，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廣西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又強調要堅持精準扶貧，阻止貧困代際傳遞。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黨中央更是制定了一系列超常規的扶貧措施。習近平對當前扶貧工作的定位是已經到了攻堅拔寨和啃硬骨頭的沖刺階段。扶貧成為“十三五”期間的第一民生工程，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也成為新時期扶貧工作的主攻方向。因此，首先要摸清貧困人口底數，掌握貧困人口分布狀況和致貧原因。確定了扶貧目標，然后才能對癥下藥、因貧施策，通過創新扶貧方式和扶貧工具，變“大水漫灌”式扶貧為“滴灌”式扶貧，確保扶貧工作扶到點上，扶貧扶到家④，切實提高扶貧工作成效，確保打贏扶貧攻堅戰。貧困地區在享受稅收、轉移支付等優惠和傾斜政策的同時，更要注重轉變發展思維，調整發展方式，目光不能僅盯在大項目、大工程和大投入為主的基礎建設上，更要注重發展小項目、小工程、小投入和特色產業、微產業，通過建設周期短、收益快、見效明顯的“短平快”項目，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激活地區經濟內生動力。

習近平還強調要建立和完善由識別到扶持，強化管理和考核的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切實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由“親力親為”轉變為“加強引導”，對政府部門轉變扶貧工作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發揮好政府引導、調節這只“手”的作用的同時，更要尊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尊重少數民族經濟主體的創造力，形成“政府引導—市場調節—企業競爭—個人參與”良性循環的長效機制，夯實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增收基礎，從根本上解決貧困頑疾。

完善少數民族金融服務體系。中國少數民族和民族聚居區，集中于經濟欠發達的西部邊疆地區，遠離國家金融中心，金融機構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金融服務支持力度受制于成本因素發展緩慢，貸款難、融資難、金融成本高成為制約少數民族人口脫貧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新難題。習近平強調，發展少數民族金融，應當立足于民族地區的人文地理環境和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有針對性地開發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符合少數民族實際的金融產品，在各方面給予差別化支持⑤。

首先，應加強政策性銀行對少數民族金融和民族地區金融發展的傾斜力度。政策性銀行是由政府出資成立，為執行政府特定經濟政策而進行金融活動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特定機構。國家應特別支持、鼓勵和引導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金融產品，擔負起發展少數民族金融的主體責任。應特別注重發揮好政策性金融工具對社會資金的帶動和引領作用，努力構建金融通道，引導資金向基礎設施建設、特色產業發展和扶貧攻堅、生態修復、環境重建等領域傾斜，從而加大對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特色產業等新型農村業態的金融服務力度。特別是應擴大向扶貧對象發放貼息免息扶貧貸款的范圍，擴大對少數民族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建立普惠金融。

其次，應提升商業銀行組織服務少數民族金融能力。一是鼓勵商業銀行機構積極優化網點布局，延伸服務網點，建設多層次銀行體系，提高對少數民族的金融服務能力和對偏遠民族地區的金融覆蓋能力；二是支持民族地區組建和發展農村商業銀行、信用社等農村金融機構，引導其立足當地實際，服務當地企業；三是推動民族地區商業銀行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積極引進合格投資者，鼓勵民間資本以各種方式進入民族地區金融領域，提升服務能力，提高資金運行效率；四是指導商業銀行機構合理配置資源，加大對民族地區的信貸傾斜力度；五是引導商業銀行機構加大對民生金融、小微金融、農村金融、“三農”業務和特色產業的放貸力度，緩解民族地區金融服務供給不足問題，提高弱勢群體就業、創業能力。

再次，應積極開發符合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特點、滿足少數民族特殊需求的保險產品，為自然災害、意外事故、嚴重疫情、重大疾病等突發事故可能給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造成難以承受的經濟損失的意外提供必要的救濟和保障渠道，通過金融手段將風險減至最低。

最后，應積極探索創新金融手段，為少數民族金融服務體系注入新鮮活力。如：探索使用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手段服務少數民族經濟的新模式；推動農村土地產權有序流轉交易；激發農村各生產要素活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等。開倉放糧，引水養魚，引導社會資本、民營資本和境外資本向政策洼地流動，以此形成新的增長極，增加少數民族人口就業，確保將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的“后發優勢”真正轉化成“后發趕超”。此外，央行在綜合運用定向降準、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工具（PSL）等金融工具時，也應當將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經濟納入貨幣政策調整范圍，予以特別支持。

探索民族地區城鎮化科學路徑。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民族地區的城鎮化率為32.8%。東部地區的城鎮化進程是自下而上推動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鎮發展較為均衡，形成了空間布局、產業機構、分工合作較為合理的城市群。與之相反，西部地區特別是民族地區的超高速城鎮化進程則是由政府主導的，直接依附于中央財政投入，借助高福利和政府購買等行政手段實現。要穩步推進農業和農村配套改革，創造條件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城鎮化不是土地城鎮化，而是人口城鎮化”，民族地區的城鎮化，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脫離實際，而要立足現實，著眼未來，積極謀劃，配套實施，穩步推進，科學布局，要立足于地區資源稟賦差異，探索符合民族地區發展階段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大力拓展新興制造業和服務業，提高旅游業比重，提高地區創新活力，提高民族地區核心競爭力，打造能夠扎根民族地區的特色產業集群，切忌重復圍繞能源、資源和傳統民族手工業搭臺唱戲的老路。

中國共產黨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繁榮的發展主題，立足國情，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探索中國特色民族經濟工作道路，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復興與繁榮。同時，受制于歷史環境因素，地區間、民族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顯著。發展民族經濟，確保各民族群眾同步實現小康，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著力解決的難點。習近平在選擇少數民族經濟發展戰略時，充分認清了中華民族發展的機遇與挑戰，充分認清了民族間極不平衡的發展現狀，將少數民族經濟發展融入整個中華民族經濟發展戰略之中統籌考慮，全局謀劃，穩妥推進。這些經濟思想，既出自他對中國及世界經濟局勢的洞悉與把握，也是他對民族經濟的深刻理解，更體現他對少數民族經濟崛起乃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與擔當。

（作者為寧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王正偉：“做好新時期民族工作的綱領性文獻—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求是》，2014年第20期。

②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人民日報》，2014年12月23日。

③溫軍：“中國少數民族經濟政策穩定性評估（1949-2002年）”，《開發研究》，2004年第4期。

④“習近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5月30日。

⑤馬志剛：“支持民族地區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日報》，2014年11月18日。

責編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