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國作家勞倫斯的創作思想與英國女權運動有著必然的歷史聯系。婦女解放運動的時代背景是孕育勞倫斯女性主義文學思想的沃土。但是一戰后，婦女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以及婦女地位的迅速提升帶來的婦女的改變使勞倫斯最終走向男權主義。英國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女性，也深深地影響了勞倫斯的創作思想。

【關鍵詞】勞倫斯　女性主義　英國婦女解放運動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英國作家D·H·勞倫斯的女性主義創作思想從形成、發展到衰微和英國婦女權解放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勞倫斯走向文學道路之初，正是英國女權運動如火如荼發展之時，深受母親以及其他幾位女性的影響，女性主義思想早已在其思想深處萌芽，并成為其創作的動力和不竭的源泉。他在多部作品中成功塑造的女性形象無不深深打上女性主義的烙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戰以后，在世界婦女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之際，勞倫斯發生了向男權主義的突然轉向。在此，筆者以女權運動與勞倫斯女性主義思想動態變化之間的歷史關聯為考察對象，在英國婦女解放運動的時代背景下，探察勞倫斯女性主義思想的發展軌跡及其表現。

英國婦女解放運動與勞倫斯女性主義思想的萌生

興起于19世紀60年代的英國女權運動在20世紀上半葉迅猛發展。這場運動有力地沖擊了維多利亞時代傳統的女性觀，促使婦女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男尊女卑的觀念普遍盛行。男人是女人的主宰，婦女被看成男人的附屬品。婦女地位極其低下。她們不能成為獨立法人，不能分配和繼承財產；她們的身體屬于丈夫，她們的貞操受到社會的嚴格監督，甚至沒有離婚權。為改變婦女的生存狀況，女權運動的先驅們開始了有組織的為爭取婦女權利的斗爭。一時間，婦女組織在英國紛紛建立起來。1860年，肯辛頓協會的婦女們為爭取和男子同樣的政治權利。隨后倫敦成立了婦女平權運動倫敦協會。1887年，一個全國性婦女組織—婦女平權協會全國聯盟（NUWSS）在倫敦成立并迅速在英國各地發展壯大起來。1903年成立的婦女社會與政治聯盟（WSPU）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措施爭取婦女權益，以爭取和男性享有平等的選舉權為核心任務。類似的婦女組織的建立沖擊著英國各地婦女的心靈。她們積極參與當地的婦女組織，為改變自身現狀而努力，促使一批批新女性不斷出現。

勞倫斯的青少年時代正是在婦女運動興起并不斷發展的時期度過的。與勞倫斯密切交往過的女性均是當時具有婦女解放新思想的女性。她們對勞倫斯的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勞倫斯的母親莉迪亞積極參與婦女合作社伊斯特伍德支部的活動并擔任重要角色，深受支部成員的信任和尊敬。受婦女組織宣傳的女權思想的影響，勞倫斯的母親在家里扮演的是一個強勢角色。她是“家中的霸主，用‘神圣的母權’統治著她的家庭，‘對她的權力提出疑問就好像是褻瀆神圣’”①。對丈夫的失望和厭惡使她把全部的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孩子們身上。她思維敏捷，有文化修養，是一名虔誠的清教徒。她一方面向兒子訴說她的痛苦和失望，同時她又以堅強和自信的精神要把孩子們培養成有出息的人，希望他們“努力進取，成為企業界的主人”②。特殊的家庭環境使勞倫斯在感情上一開始就向母親（女性）傾斜，鄙視粗俗、以酒為樂的礦工父親（男性）。這為他萌生女性主義的文學思想埋下了一粒種子。勞倫斯的初戀情人吉西·錢伯斯雖然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但女權運動使她受益匪淺。正是由于英國的女權運動為婦女爭取到了受教育權和工作權，她才可能有了良好的受教育機會并能從事教師工作。吉西和勞倫斯見面時談論的多是文學話題，她是勞倫斯的第一讀者。她鼓勵勞倫斯把自己的第一部作品發表出去，使他在文壇嶄露頭角。可以說，吉西·錢伯斯是勞倫斯走向文學道路的啟蒙者。她愛好文學，優雅淡泊，潔身自好，思想獨立，是一位在女權運動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女性。

勞倫斯的另一位女友，艾麗絲·達克斯則是當地伊斯特伍德鎮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她作風大膽，行事果斷，頗有男人做派。隨后和勞倫斯有交往的路易·伯羅斯以及海倫·考克都是女權運動的積極分子。而勞倫斯一生的至愛弗里達雖沒有直接參加女權運動，但她思想激進，追求性解放，與歐洲最激進的各種社會思潮的代表人物均有聯系。她堅信性愛的解放力量，可以治療各種社會頑疾，可以創造男人。弗里達的思想和當時女權運動倡導的婦女解放有異曲同工之處。

國內勞倫斯研究學者劉洪濤先生認為，就性解放方面的作為而言，弗里達的思想和行為與最激進的女權分子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勞倫斯44年的人生旅程中，弗里達伴隨了他18年。她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勞倫斯的文學創作。正是這些在女權運動中接受思想洗禮的新女性使勞倫斯的思想得以解放，把他推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并確立了為女性而創作的文學思想。他生活中的女性也成為勞倫斯塑造文學形象的原型人物。可以說，勞倫斯的女性主義思想的形成和當時英國婦女爭取解放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

勞倫斯“厭女”思想的形成

婦女解放運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歲月里悄然取得了勝利。戰爭期間，大批適齡男人應征入伍，造成勞動力緊缺。戰時經濟的特殊需要把廣大婦女推到了工作的前沿，進入了傳統上由男人從事的工作領域；有的婦女加入了新興的婦女軍役部門；還有的自告奮勇參加戰時救濟救援工作。英國婦女在戰時的各個領域內都顯示了與男人相比毫不遜色的能力，可以說，英國能夠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后勝利，廣大婦女功不可沒。戰時婦女社會地位及經濟地位的改變使她們掙脫了傳統的束縛，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極大的經濟獨立性。人們對兩性關系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切都朝著有利于婦女的方向發展。英國社會對婦女的傳統偏見大大削弱，英國婦女終于在1918年獲得了女權運動者為之奮斗已久的選舉權。這是英國女權運動發展史上的一個標志性勝利。

戰爭初期，勞倫斯仍然主張弘揚女性的聲音。而在戰后，勞倫斯對女性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他認為，婦女在戰爭期間的表現只能證明她們能夠做男人的工作，能夠融合到男人社會。而這遠不是勞倫斯期望的。他認為生活中應該有女性的柔和，男人有必要享有婦女，而婦女應該具有女性的特質。他對婦女進入男性所屬的工業技術領域深惡痛絕。戰前勞倫斯曾懷著極大的熱情把希望寄托在婦女身上，而戰后他失望地感到，婦女的變化只不過是越來越近似男人。

為此，勞倫斯對婦女的變化表現出極大的不安和恐慌。在致辛西婭·阿斯奎思的信中談及理想的民主制度時，勞倫斯認為“婦女將沒有跟男人同等的選舉權，她們掌管跟男子不同的東西。婦女掌管的是生兒育女和家務事項”③。同時，他認為婦女進入男人工作的領域是對女性青春的可怕摧殘，而且預感到婦女將會摧毀男人。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正是婦女解放對婦女個性帶來的改變促使了勞倫斯“厭女”思想的形成，并使其最終轉向男權主義。

婦女解放運動改變了勞倫斯的女性主義思想

一戰后婦女解放帶來的自由感使廣大婦女在性格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勞倫斯曾不無憂慮地說道，婦女的道德觀正江河日下。戰前，勞倫斯對關于婦女如何沖破傳統生活的束縛的題材是很感興趣的，學界對此多有論述。而在戰后，勞倫斯的反女權主義思想在其作品里已是昭然若揭。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改變是其表現之一。在戰后作品中，勞倫斯更傾向于塑造順從、屈服的女性形象。如《迷途的少女》中的阿爾維娜，不得不放棄造反，對來自另一個階級的男人西西奧俯首聽命。勞倫斯借文中人物圖貝太太—一位具有現代意識與藝術修養的年輕婦女之口對婦女發出規勸：“緊緊跟在男人后面，因為他是男人……就像野蠻人的婦女，是奴隸……她為什么不反抗了？她為什么不能反抗？她似乎被迷住了。她無法與她的迷戀之情決戰。為什么？因為他看起來是這么漂亮。就因為這樣，她麻木了，順從了。”④可以看出，勞倫斯最終為阿爾維娜設想的婚姻關系著重強調了她的順從與聽命。在《虹》（完成于1914年5月）的姐妹篇《戀愛中的女人》（1920年出版）中，女主人公厄秀拉已沒有了《虹》中厄秀拉的反抗精神和斗爭熱情。《虹》中追求獨立自由及男女平等思想的厄秀拉在《戀愛中的女人》中成了一個追求建立物質富足、生活舒適的小家庭的家庭型女性，并最終如愿以償，和伯欽一起走向美麗富饒的歐洲南方，開始了新生活。在其最后一部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中，勞倫斯的男權主義思想更是達到了高峰。在這部小說里，勞倫斯的“陽物”崇拜意識比比皆是。在對男性陽具的頂禮膜拜下，女性最終失去了自我。這引起了女權主義者的極大憤慨，勞倫斯也遭到非議和痛斥。在女權主義眼里，他由“女性主義的天使”變成了“男權主義的惡魔”。雖然，這一問題在學界頗有爭議，但勞倫斯的男權主義意識在《查》中較之其戰后任何一部作品有過之無不及之勢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在其散文《女丈夫與雌男人》里，勞倫斯對一戰后發展起來的現代女性的表現流露出不滿和恐慌。他指出，具有陽剛之氣的現代女性的悲劇在于，她們過于陽剛自信了，勝過了公雞（比喻男性）自己。“正是這種女人的堅定，太危險，太災難性了。它真的是太出格了。”⑤“她像男人一樣堅強，把全部的激情、能量和多年的生命都用在某種努力或固執己見上，從來不傾聽否定的聲音，連想都不去想它。她像男人般自信，可她們畢竟是女人。”⑥勞倫斯思想中的女性主義的存在是受制于其內心深處早已設下的“婦道模式”的限制。一旦婦女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下去，婦女將徹底打破一直以來束縛她們手腳的傳統模式，變得不像女人，反而更像男人，勞倫斯對女性也就失去了信心，“厭女”思想也自然產生。在勞倫斯看來，現代女性的生命是伴隨著堅韌與剛強度過了，因此她們全然失落了自己的存在，只剩下虛無。在一戰結束后寫成的短篇小說《落花生》和《狐貍》中，勞倫斯作品一貫的女性形象也有了明顯改變。在《落花生》里，女性的主導地位已不復存在，男主人公喬最終以牙還牙，扭轉了被女人所控制的局面。《狐貍》中的兩個姑娘班福特和瑪奇合伙買下了一個農場。在戰爭特殊時期，適齡男子都上了前線，后方的生產只好由婦女來承擔。但她們并不擅長農場的經營管理，累得筋疲力盡，卻沒一點成效，最終陷入一籌莫展的窘迫境地。而戰爭結束后，一個叫亨利的年輕士兵的到來，很快使農場恢復了生機與活力，而且消除掉了那只不斷來騷擾的狐貍。仿佛他才是這里真正的主人。初來時他就斷言，“現在大戰已經結束，不會再有人需要女產業工人了……這地方需要一個男人。”⑦對女性的不屑溢于言表。亨利漸漸喜歡上馬奇，想要把馬奇作為一個獵物打翻在地，使她成為他的妻子。而班福特極力反對亨利追求馬奇，認為這是一場騙局，他是想奪走她們的農場。在這里，勞倫斯設置了一場男人和女人之間的較量。雖弱小卻誓死也要捍衛自身權益的班福德最終在亨利砍樹時被倒下的樹枝不幸擊中而死去。這場較量的結局以女人的慘死而告終。而且隨著班福特的死去，亨利終于大功告成，帶馬奇而去。兩個女人，一個死去，一個追隨男人而去。勞倫斯在這部作品里精心安排了這樣一個情節，其象征意義不言而喻。戰時婦女代替男人的角色只是應急之舉措。隨著戰爭的結束，女性也應該回到她們固有的角色中去，讓位給男人。勞倫斯戰后的多部作品表明：建立男女之間新型關系的時候已經到來，婦女應該服從男人并放棄她們剛剛獲得的獨立地位。這和其戰前的思想大相徑庭。我們可以看出，勞倫斯對于一戰后獨立自由，具有英雄氣概的婦女表現出了恐懼和不安。

在1918年勞倫斯寫給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的信中，勞倫斯的男權主義思想則表現得更加激進。“我確實認為婦女必須把某種優越地位讓給男人，男人也應該當仁不讓。我確實認為男人必須勇往直前地走在他們女人的前面，用不著瞻前顧后，去問他們的女人是否首肯。婦女也必須毫不猶豫地跟著她們的男人亦步亦趨地向前走。”⑧

勞倫斯是一個“二元論”者。他窮盡其一生的精力書寫兩性關系，一個根本目的就是試圖通過建立和諧的兩性關系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所以，當一戰后，女性力量凸顯，以疾風暴雨之勢要壓倒男性時，勞倫斯轉向了男權主義，對大丈夫般的女人嗤之以鼻，希望回到傳統的兩性關系狀態下，男女雙方各就各位。而歷史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一戰后，婦女解放運動在整個世界風起云涌，勞倫斯理想中的婦道模式早已為廣大婦女所唾棄。在《女人會改變嗎？》中，勞倫斯說道“女人慣于把自己看成是一條緩緩流動的小溪，充滿著吸引、欲望和美，是能力和寧靜的舒緩流水。可這觀念突然就變了。她們現在把自己看成是獨立的女性，是工具—愛的工具、勞動的工具、政治的工具、享樂的工具，這工具那工具。作為工具，她們也變得有真諦了（pointed），她們由此要求一切……”⑨這樣的女人在勞倫斯眼里成了芳香散盡即將枯萎的蠢花，毫無妙趣可言。然而，在歷史的車輪中變得“現代”起來的女性不可能再轉變為舒緩的涓涓小溪。勞倫斯只好在失望和無奈中呼喚傳統的兩性關系的回歸。

結語

勞倫斯的女性主義思想從形成、發展到衰微和婦女解放運動有著必然的歷史關聯。勞倫斯對婦女曾懷有深深的同情，對婦女運動也產生過濃厚的興趣，并致力于為女性尋求解放的途徑。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個個富于時代氣息的新女性，對婦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一戰后婦女的“過度的解放”使勞倫斯大為困惑和不安，他認為這種顛倒了的兩性關系是可怕的、災難性的。勞倫斯不喜歡現代女性，認為她們已經被社會所異化，成為社會的工具。他更傾向于傳統的女性地位。于是，他又主張兩性關系的回歸。這種回歸必然使婦女放棄她們通過斗爭贏得的獨立和自由。勞倫斯的言論激怒了女權主義者，他戰后的作品被貼上男權主義的標簽也在所難免。無論怎樣，在世界文學史上，沒有哪一位男性作家比勞倫斯更關注女性問題；沒有那一位男性作家比勞倫斯更不惜筆墨地對女性發過贊美之詞。他用一生為女性探索解放的道路和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徑。盡管在戰后作品中，他的男權主義思想逐漸攀升，但其終極目的還是在探索兩性幸福生活的新途徑。我們在探討勞倫斯和女權運動這一問題上，應該從勞倫斯的創作思想出發點以及社會、歷史發展背景下做出客觀的分析。

（作者單位：中原工學院外國語學院）

【注釋】

①②［英］理查德·奧爾丁頓著：《勞倫斯傳》，黃勇民、俞寶發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4頁，第17頁。

③⑧［英］哈里·莫爾編：《勞倫斯書信選》，劉憲之、喬長森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206頁。

④轉引自蔣炳賢：《勞倫斯評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367頁。

⑤⑥⑨《勞倫斯散文精選》，畢冰賓、姚暨榮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30頁，第26頁。

⑦《勞倫斯中短篇小說選》，主萬、朱炯強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53頁。

責編 /許國榮（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