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新一輪的增長困境。全球范圍內的新常態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涵義是不同的，尤其是對于中國的意義更為獨特。厘清新常態經濟的經濟學意義有助于認清當前的新問題、新變化，圍繞新常態經濟中國也將迎來新一輪的改革，這將貫穿未來經濟發展的全過程。
【關鍵詞】新常態經濟 宏觀 解釋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為6.9%，是1990年以來的新低點，而從2010年開始放緩的中國經濟成為近幾年國內外專家學者討論的熱點，中國政府把這種經濟增速放緩的時期稱為新常態。文章從經濟學視角出發，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定義、特征、內涵與內容等要素進行解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常態經濟，對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涵義是不同的，具體到我國國情，必然又有其獨特性。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深刻把握經濟新常態的規律和特點，是開展下一步戰略規劃和系統工作的先決條件。
全球背景下的經濟新常態
相對于21世紀初，當前的全球經濟是暗淡的，變化是錯綜復雜的。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以及發達國家持續的經濟困境，世界經濟已經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并逐漸呈現出一種新的發展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又一次暴露了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缺陷，新凱恩斯主義及政府的干預舉措被重新認識，傳統歐美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提升訴求更加突出，而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階梯層級也趨向更高水平。世界經濟正處在更加復雜的結構調整期，以往的經濟格局已經無法維持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新動力與新挑戰并存，擴大開放與地方貿易保護并存。回望2015年，全球增長中樞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緩為核心特征的全球經濟新常態進一步凸顯。
世界經濟新常態趨勢所表現出的核心特征正是經濟低速復蘇和世界格局變遷之間的長期相互作用，即增長與結構的震蕩調整。一方面，2008年經濟危機影響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世界經濟增長受到拖累，雖然東亞地區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但也同樣受到國際貿易的影響和自身發展階段特征優勢的限制，“內憂外患”的加劇既降低了本國經濟增長速度，又會對貿易關系國或債權債務國構成負外部性影響，最后導致世界經濟整體增長緩慢。
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之間經濟質量的相互影響隨著開放程度提高而趨向更加全面甚至系統性，但由于發達國家在尖端技術、高端產品以及服務產業的絕對優勢及技術出口限制，使得追趕型國家在靠近自身的技術瓶頸后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度提高，經濟增速自然趨緩，而發達國家仍然可以依靠技術優勢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歐美國家啟動“再工業化”戰略正是要保持和提升技術優勢。在這種特征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缺乏協調一致的聯合戰略，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動力不足，而現有技術又不愿讓發展中國家使用，各自為政的增長模式和逐漸攀高的貿易壁壘拖累了經濟的整體復蘇速度。
另一方面，在諸多新興市場國家中，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舞臺上逐漸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國際影響力。2015年，中國GDP總量為67.67萬億元；而在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2010年，中國GDP總量為40.89萬億元；再往前的2005年，中國GDP總量僅為18.59萬億元，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早已成為繼美國之后世界第二大經濟增長動力引擎。隨著更多新興市場國家發展崛起，世界治理結構正在向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傾斜，但也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新體系制約。
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的八國領導人非正式對話論壇G8峰會早于1999年擴大為包含10個發展中新興經濟體和10個發達經濟體的G20國際經濟合作論壇，現已成為國際間重要的經濟對話交流平臺。而中國于2014年組建成立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進一步提高了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力。為了構建比世界貿易組織（WTO）更加符合歐美發達國家經濟利益的新國際貿易體系，美國、歐盟以及日本等國正在加緊建立并完善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和多邊服務協議（PSA），并擴大與同盟國家的自由貿易區（FTA）建設，進一步拉攏所謂“真正之友”（RGF），以建立排除中國、俄羅斯等發展中國家在外的新型國際貿易關系格局。
全球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
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等因素發生了不可逆的變化。在世界經濟低迷中緩慢復蘇的大環境下，全球經濟新常態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也表現出了日益明顯的多樣化矛盾和增長壓力。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表示，全球經濟正處于調整之中：新興市場增長普遍放緩，中國經濟正處于再平衡進程中，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美國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如果這些問題不能有效解決，全球經濟增長可能受阻。
在IMF有統計數據的188個經濟體中，2015年，有115個經濟體經濟增長預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歷史平均水平，有107個經濟體增長預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個經濟體的增長預估值低于歷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達1.07%。同時，根據IMF統計，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3.1％，2016年和2017年的預測增速分別為3.4％和3.6％，均比此前預計增速下調了0.2％。
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美國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年均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長奇跡已經逐漸轉向7%左右的中高速經濟增長區間，并自2010年開始一直處于緩慢下行軌道中。主要工業生產指標持續回落，第三產業增長堪憂，且伴隨日益突出的各類金融、財稅、城鄉、戶籍、社保、人口、廉政、外貿、收入分配等方面社會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態勢必須進行更深層次和切合實際的認識和判斷，并依此調整國家政策和安排未來政府工作規劃。②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增長速度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新常態經濟的經濟學解釋
新常態是相對于舊常態而言的，是指新的穩定狀態或者說正常形態。中國經濟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間的30年，每年10%左右的GDP高速增長率，多樣化、規模化的工業化進程，持續的、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迅速壯大的國際資本流入，體制機制與經濟結構的非對稱發展，都屬于舊常態的具體表現，是各種要素、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經歷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之后，經過短暫的震蕩，中國經濟表現出了緩慢下行趨勢，作用于經濟形態的各種要素、因素發生了潛在或根本性變化，觀察各項經濟數據（外商直接投資FD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國民總收入GNI等）和主要經濟現象（產業價值鏈轉移、歐美日“再工業化”、新興產業發展等）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表現出許多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從經濟增長角度解釋。新常態經濟是階段性可持續的中高速、集約型經濟。曾經的高速偏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眾多內生和外生因素變化而變得不可持續，環境承載力達到上限，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技術競爭遇到瓶頸，國家貿易比較優勢發生變化，低端制造業規模性轉移和國外中高端制造業回歸，經濟政策逐漸趨于僵化，投資拉動經濟效果邊際遞減，過剩產能的副作用開始顯現，國際經濟環境復蘇緩慢。這些因素約束已經將中國GDP增速從10%以上拉低至7%以下，并趨于穩定。中國經濟正處在向后工業化階梯邁進的過渡、轉型階段，經濟增長阻力倒逼經濟增長方式更切實地轉向環保、節約、綠色可持續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效率問題重要性已經開始高過增長效益問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PF）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必經之路。③新常態經濟正是這樣一種階段性增長趨緩的經濟，更確切地說是向完全的綠色經濟邁進的動態集約化經濟。
從經濟結構角度解釋。新常態經濟是結構平衡導向的市場化、調整型經濟。舊常態經濟的過快發展沒能依靠市場化同步完成結構的轉型，經濟調整滯后于經濟增長，地區平衡、城鄉、國企私企和產業結構平衡等問題都被置于比較次要的位置，而現在已發展成為突出矛盾，到了不得不改的階段。新常態經濟的結構調整內在訴求是根本性的，既有市場結構、政府機構的調整，還有政府與市場、民主與自由的調整。市場結構調整涉及宏觀方面的三大產業結構比例調整、傳統與新興產業結構調整、同產業同行業內部整合、低效高污染產業轉移調整、部分國外工業回歸造成的外部性調整等等。新常態經濟是向市場要效率的經濟，調整的目標正是要發揮出市場效率的應有效果。
從經濟動力角度解釋。新常態經濟是科研創新指向的信息化、革新型經濟。新常態經濟是在以往經濟動力不足情況下發展出現的，新動力是維持新常態經濟穩定增長的第二根本性內容。帶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傳統產業發展放緩，傳統動力減弱，但支持經濟基本面的新興經濟、創新創業型經濟、信息技術經濟、服務業經濟開始表現出穩定增長的動能，也是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關鍵動能。創新也將覆蓋傳統產業，但速度顯然要慢于起步于藍海（壟斷環境或空白市場）中許多創新經濟業態。在新常態經濟中，技術革新成為維持產業競爭力和發展能力的關鍵關口，各種企業創立的科研中心、國家級實驗室就是最好手段，技術創新的委托外包服務需求也開始升溫。與實業革新相伴的，是對老舊制度的革新，包括金融制度、生育制度、戶籍制度、利率制度、審批制度、短期經濟政策等。
從經濟福利角度解釋。新常態經濟是分配公平趨向的福利化、和諧型經濟。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首要課題就是維持社會和諧穩定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注重社會公平是經濟存量財富巨大化的條件下，尋找能夠讓全體國民享受到國家發展成果的途徑方向，是國富促進民富的必然前提。國家的發展強盛最終還要歸于每一個國民的富裕進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勞動能力和國民素質提高，都需要以收入的普遍提高為基礎，以必要的社會保險為保障，以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及高效率的教育體制為配套，以完善的國家收入分配體制為支撐。新常態經濟的福利化過程也是解決中國已經存在多年的基尼系數過高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基尼系數自2000年之后一直處于世界平均警戒線水平以上（0.419~0.491），而美國學者統計中國在2005年至2012年間的基尼系數在0.53~0.61之間。新常態經濟要實現百姓福祉，必然從更多層面增加政府開支用于民生保障，并繼續通過財稅收入轉移支付方式加大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
從經濟配套角度解釋。新常態經濟是綜合配套引向的對稱化、綜合型經濟。中國舊常態經濟的有限市場化和政府的繁政集權拖累了當前經濟發展，政府對市場的管控是穩定宏觀經濟的必然要求，但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舊常態下的經濟體量增長驚人，但行政改革卻效果甚微。新常態經濟是對稱化經濟，是實現政府機構、機制及政策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相對稱的經濟，政府的簡政放權和進一步市場化是在同步協調擴展的，經濟的綜合效率，即政府效率與市場效率的結合，是新常態經濟穩定提效的內在需要。哈佛大學一項研究表明，發達國家走出全球性危機一般需要7年，而新興市場則需要13年。④這意味著全球經濟的衰退伴隨此消彼長的多元化退潮或許會持續至少6年。同時也意味著我國面臨的“新常態”將會持續一段時間，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絕不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某種新的穩態。目前的狀態是新常態的一個起始點，是趕超型經濟增長⑤的條件和方式發生了變化，它正引領我國經濟進入一種綜合動態優化過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發展、壯大，另一些特征則在弱化、改變或者消失。簡言之，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一個有著確定愿景，隨實踐不斷發展變化的動態過程。新常態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長、質量效益提高、生態效應改善、可持續性增強的良性組合，指向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個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結語
自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將中國經濟新常態作為官方正式觀點提出以來，迅速成為經濟發展熱詞。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中，對中國經濟新常態進行了全面闡述和解讀。他指出，中國能否抓住新的機遇，應對新常態下的各種挑戰和風險，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央高層對新常態的全面解讀，對于各界正確理解和把握新常態的內涵，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機遇、挑戰及如何在戰略上應對，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經濟新常態與“戰略轉型”、“經濟階段性特征”、“平常心態”、“調結構與轉方式”等關鍵詞聯系緊密，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明確認識。在國內經濟形勢趨向新的穩定均衡和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多的背景下，從現實發展現象和內在機制中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變化和新問題，是提出應對措施和確定未來“十三五”發展規劃的前提。對中國經濟的下滑、風險的凸顯以及紅利的轉換究竟受外部因素影響，還是意味著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和過去不同的階段，各界爭論和分歧較大。以“新常態”描述中國經濟的特征，并將之上升到中國宏觀戰略高度，在解決理論紛爭的同時，是對中國經濟“下一個十年”的政策大方向作出的戰略性選擇。
國際新常態已經表現出低增長中緩慢復蘇、歐美日貨幣政策分化、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世界治理格局變遷、歐盟和日本經濟持續停滯、產業價值鏈國家間轉移、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仍然較高、俄羅斯經濟困境持續等多種特征，導致中國出口的外需增長放緩和技術型進口的受限范圍擴大。在較為低迷的世界經濟環境實現穩定增長，中國必須提高自身的經濟發展質量。
中國新常態經濟就是從增長方式、動力、結構、平衡和配套角度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新經濟形態，是在動態調整中從不平衡到平衡、從結構扭曲到結構合理、從政策與經濟特征不協調不配套更加協同一致的階段過渡，并必然存在改變固有體制機制的阻力問題和影響部分利益集團的固有利益問題，深層次的改革更需切合實際、沖破阻力和跨越陷阱。
（作者為遼寧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李揚，張曉晶：“‘新常態’經濟發展的邏輯與前景”，《經濟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9頁。
②劉元春：“2014~2015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新內涵”，《人民論壇》，2015年第1期，第57~59頁。
③青木昌彥：“從比較經濟學視角探究中國經濟‘新常態’”，《21世紀經濟報道》，2015年4月15日第16版。
④Reinhart, Carmen M, &Kenneth S Rogoff: Recovery from Financial Crises: Evidence from 100 Episod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2014, 104 (5): p50-55.
⑤徐琤，權衡：“經濟新常態：大國經濟趕超型增長的新經驗與新理論”，《學術月刊》，2015年第9期，第5~14頁。
責編 /韓露（實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