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的中美關系整體上是平穩的，雙方的合作在不斷加深。然而，中美之間存在的諸多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在合作不斷加深的同時，兩國從具體問題到戰略層面的競爭日益加劇，戰略猜疑不斷上升，中美戰略博弈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關鍵詞】中美關系 相互認知 戰略猜疑 戰略博弈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中美戰略猜疑日益加深
奧巴馬政府大力推進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劇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猜疑。無論是從主觀意圖來看，還是客觀效果上，亞太再平衡戰略都有針對中國而來的意味。盡管美方一再表示，亞太再平衡戰略并非針對中國，但其所作所為以及所帶來的連帶效應都表明美國刻意制衡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以確保自身在這一地區的主導地位。
軍事安全方面，奧巴馬政府加大美軍在亞太地區尤其是在西太地區的軍事部署，強化同地區內盟友的同盟關系。美國計劃在2020年前，將60%的海軍力量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區，以強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而近期美國以朝鮮再次進行核試驗為借口，不顧中俄兩國的強烈反對，決定在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御體系，更強化了中俄的憂慮。
201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調，“我們最親密的伙伴和盟友仍將是我們國際交往的基石。”作為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一環，美國進一步強化軍事同盟關系，并有意將雙邊、三邊乃至多邊串聯起來，構成防堵中國的網狀結構，發揮有效的威懾作用，以塑造和規制中國的對外行為，維護美國在西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雙邊上，美日、美澳、美韓、美菲提升合作力度，加強相互配合；多邊上，則是美日韓、美日菲和美日澳三邊協調，進而尋求多邊整合。構建亞太同盟體系，和北約相互呼應，一東一西打造兩支“安全錨”，構建美國所主導的全球安全體系，將是美國尋求的政策遠景目標。
美日同盟是美國亞洲政策的基石。2015年4月27日，美日正式公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決定把美日軍事合作擴大到全球范圍，并提出將為亞太及其他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發揮主導作用。這是日美兩國自1997年以來再次修訂防衛合作指針，目標就是實現美日軍事合作的無縫焊接。新版指針放寬了日本行使武力的條件，解除了日美軍事合作的地理限制，美日軍事一體化加深加快。①奧巴馬公開表示，美日雙方將加強包括網絡威脅和太空領域在內的合作，并且日本將在亞太和世界各地發揮更大的角色，承擔更多的責任。為了讓日本承擔更多的義務，奧巴馬政府默許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的立場明顯偏袒日本，表示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同盟。
政治外交層面，奧巴馬政府加大了同東南亞國家和東盟組織的往來與合作。時至今日，美國與東盟國家領導人舉辦了四屆會議。2016年2月，美國—東盟領導人峰會在美國加州安納伯格莊園舉行。美國的戰略目的就是維持美國在東南亞的主導地位，阻遏中國日益上升的地區影響力。
經濟層面，奧巴馬政府大力推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PP），提升美國在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發言權。2016年2月4日，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12個國家正式簽署了TPP協議。美國刻意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做法，耐人尋味。除了經濟上的收益外，美國有意以此來減弱周邊國家對于中國的經濟依賴，制衡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進一步拓展。盡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貿關系相互滲透，陣線交錯，但還是能夠隱約看到中美之間的競爭。
美國在不同場合多次表態，歡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然而，在亞投行、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認可、對華高科技出口等問題上，美國卻是說一套做一套的手法。近年來中國外交更趨活躍，也更為自信。在中國的倡導下，“金磚國家”成立開發銀行，總部設在上海。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獲得廣泛響應，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中國倡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許多國家紛紛加入，但美國認為這是意圖削弱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影響力，甚至可能危害美元霸權地位。除了自身拒絕加入外，奧巴馬政府還竭力勸說和阻止英國、澳大利亞、韓國等盟友加入。作為美國總統貿易政策和談判顧問委員會的成員，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指出美國反對加入亞投行的真正原因是，“這是中國提出的倡議，而且即便美國加入，美國也不會發揮主導作用”。伯格斯滕進而認為，反對加入亞投行不符合美國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期望，也不利于增加中美互信。“美國多年來一直敦促中國要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多的領導作用，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為處理國際事務提供更多資源，但現在中國決定這樣做了，美國卻表示反對，這是不對的。”②除了自己不承認外，美國還勸阻歐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在對華高科技出口問題上，奧巴馬政府同樣自食其言，以知識產權保護為由拒絕兌現諾言，放寬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
美方一直擔心中國會效仿美國，推行亞洲版的“門羅主義”，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將美國排擠出亞洲。2014年5月，亞信峰會在上海召開，習近平提出亞洲新型安全觀，引起美方的高度關注：“強化針對第三方的軍事同盟，不利于維護地區共同安全”；“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奧巴馬政府擔心，中國明顯有意在亞洲建立一個新的安全架構，尋求將美國排除在亞洲安全事務之外。中方則明確表示，無意把美國排擠出亞洲，愿意看到美國在亞太發揮積極作用。不過，美方并不太相信中方的解釋。
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博弈似乎正在將兩國推向正面對抗的危險境地。美國逐漸從幕后走至前臺，有意從“局外者”變成“當事人”，強化對南海問題的介入，以便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之間打入一個楔子。美國政府內外不乏有人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行為視作中國是否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一塊試金石。美國加大在南海地區的軍力部署和巡航力度，還鼓勵其盟友如日本、澳大利亞等域外國家聯手巡航南海。實際上，美國有意炒作南海問題，將其作為一個抓手，離間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同時，為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服務。時至今日，中美從言辭到行動上都針尖對麥芒，矛盾驟然上升。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美之間戰略博弈正在全面展開，這在西太地區尤其如此。自北向南，朝核、釣魚島、臺灣地區、南海這些熱點問題的背后，都有美國的身影。中美正在進入到一個競爭日趨加劇的階段。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中國領導人一再公開呼吁中美應當相互尊重，以誠相待，正確看待彼此的戰略意圖，不要出現戰略誤判。
中美戰略猜疑的根源
中美缺乏戰略互信是一個老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美國對于中國的猜疑愈發加重。中美戰略猜疑的根源主要源自三個層面，而這三個層面相互之間又是相互關聯，互為疊加。
首先，中國的和平發展與美國單極霸權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矛盾。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是多年來美國一直奉行的大戰略。美國歷屆政府的對外戰略都是以此為基點，奧巴馬政府也不例外。2014年5月28日，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的講話中強調其政策底線，“美國必須一如既往地在世界舞臺上發揮領導作用。”這表明美國在維護自身霸權的目標上并沒有本質性的變化。
美國是一個守成霸權國家，而中國則是一個新興崛起的大國。就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新興崛起的大國往往會挑戰守成的霸權國家，而守成大國則會想方設法來壓制新興大國，阻遏其發起挑戰，雙方無法妥協，以致于最終訴諸于戰爭手段來解決。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崛起抱有很大的戒心，將中國和當年的德意志帝國、日本帝國和前蘇聯相類比，認為中國將成為一個“不滿現狀的大國”，很可能成為現有世界秩序的挑戰者，甚至是國際規則的破壞者。而中國主張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這在美國看來則是中國有意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
中美兩國的綜合實力差距正在不斷縮小，而中國追趕的速度之快更是讓世界震撼。中國接連超越英國、德國和日本，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統計數據顯示，依照現價美元計算，1990年，中國的GDP總量是3589.73億美元，而美國是59795.89億美元。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中國的GDP總量接近10.36萬億美元，美國是近17.42萬億美元。如果單就數據來看，中美之間尚有不小的差距，但從中國發展的速度來看，至少GDP總量大有趕超美國的勢頭。未來5至10年，中美之間的力量差距會進一步縮小。而多項民意調查顯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已經是當今世界第一經濟強國。③
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如何在當今世界秩序中發揮作用，這對于中國而言是一個新課題，“沒有先例可循”。隨著自身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大幅提升，中國外交更趨活躍。作為對過去“韜光養晦”得失的反思，中國外交理念相較過去更強調“有所作為”。中國有意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塑造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提升自身的國際話語權，在地區乃至全球范圍發揮更大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外交將逐漸由被動應對向主動塑造方向演變。而美國“從未和一個在國土面積、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方面與它相似，但國內秩序卻迥然不同的國家長期互動過。”④隨著中美實力差距不斷縮小，美國越來越感知到中國崛起帶來的壓力。要真正包容中國的崛起，學會平等相待，習慣于領導地位的美國需要一個心理調適期。美方對于中國的國內發展和對外政策方向主要從負面予以評判，認為中國有意另起爐灶，打造以自己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美國分庭抗禮，甚至取而代之。由此，陷入了一個戰略認知的怪圈：中國將美國的許多行動理解為要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則擔心日益強大的中國將逐步削弱其世界第一的地位。基辛格告誡說，中美兩國需要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0年的教訓，避免讓猜疑和潛在的沖突最終爆發為巨大的災難。⑤
美國的霸權心態注定了其追求絕對安全的訴求。進入21世紀，美國著手部署全球導彈防御體系和戰區導彈防御體系的做法已經充分反映了這一點。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則加大防范的力度。隨著中國力量的上升和海外利益的拓展，中國的安全利益也在擴大。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方也不得不加快國防現代化，構建與自身地位相匹配的防御力量。由于缺乏戰略互信，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就容易陷入一種“安全困境”。
其次，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巨大分歧加劇了雙方的猜忌。中美兩國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歷史文化都有著很大的差異。美國學者邁克爾·亨特在談及美國外交政策時指出，“意識形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為政策制定者處理特定的問題提供了框架，而關注（外交政策）的公眾也在這個框架中去理解這些問題。”美國人秉承自由主義傳統，推崇有限的政府、個人自由、保護私人財產、自決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國等價值理念。美國民眾對極權主義政府頗為仇視，并傾向于用美國的價值觀念和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和民主程度。不僅如此，“美國例外論”、自由主義和道義的思想促使美國產生一種使命感，進一步推動著美國去用自己的想象重新締造世界。“美國深信自己國內的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實施這些原則對他國有益無害。美國的對外交往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政策，而是傳播價值觀的工程。”⑥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美國人潛意識的反共產主義經過冷戰的強化成為美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后冷戰時期，鼓吹民主國家不打仗的“民主和平論”深深影響著美國的精英階層，也由此將理想主義價值理念和現實主義利益完美地嫁接起來，并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無論美國具體的對華政策發生怎樣的變化，促使中國朝著與美國意識形態一致的“民主化”方向轉變，仍然是其政策的主要目標。
對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華推行“和平演變”政策，中國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在意識形態層面采取舉措來嚴加防范。至少從中國官方來看，無論是先前發生在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還是后來的“阿拉伯之春”（包括“茉莉花革命”），背后都有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影子。因此，多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防范來自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滲透。
與意識形態相關聯，未來中美不同發展模式的競爭也將進一步凸顯。事實上，“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一度成為人們討論的熱門主題。一旦中國繼續高速發展，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那么兩種發展模式之間的競爭就會加劇。
此外，中美兩國在歷史和文化傳統上的差異也影響了兩國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又經歷了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因此對于國家獨立和主權完整有著高度的認知，堅決反對他國干預內政。而美國缺少這樣的經歷，還抱有優越感和使命感，再加上霸權心態，因此常常會插手他國內政，甚至是武力干涉。不僅如此，由于文化差異，中美兩國精英階層的思維定式也有所不同：中方的思維定式往往是先確立戰略目標和戰略框架，然后再來談具體合作事宜。而美國的思維定式則是先談具體合作，然后再來考慮遠大的戰略目標。因此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并不是特別重視遠大的戰略目標，而是強調在具體問題上的實際合作。這種思維定式的差異也往往給相互間的溝通與協調帶來困難，甚至造成誤解。
再次，中美在具體問題上的矛盾與分歧反過來又疊加強化了相互間的戰略猜疑。在美國的思維定式中，中國是一個共產黨集權國家，中國的崛起將在很大程度上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中國則認為美國口是心非，并不樂見中國的崛起，而且想方設法會制衡中國，刻意將美國的價值觀念強加給中國，推動中國的“和平演變”，搞“顏色革命”。美國在民主、人權、臺灣地區、南海、釣魚島等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橫加干涉，以及在防擴散、反恐等諸多問題上采取雙重標準的做法，引起了中方的堅決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和搖擺不定更是增加了中國對于美國戰略意圖的擔憂，甚至懷疑美國合作的誠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