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新聞媒體。在多元化矛盾化解的力量中，新聞媒體主要發揮以下作用：一是充當社會矛盾的“監視器”，新聞媒體通過及時發現、報道社會矛盾的苗頭，引起政府與全社會的警覺以采取措施，防止矛盾的深化和擴大。二是緩釋社會情緒的“解壓閥”。新聞媒體能夠提供疏導社會對立情緒、緩釋和排解群眾怨怒的通道。通過新聞報道，讓群眾了解政府所做的工作；引導網民客觀理性地發聲，消解廣大群眾對政府的不滿。三是暢通社情民意的渠道。通過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公共號、網絡訪談等載體，與網民加強互動，收集社情民意，及時梳理、研判、回應群眾訴求，統籌網上網下，將網上問題網下解決，解決好群眾的切實問題。四是直接化解矛盾的平臺。部分地區利用新聞媒體作為載體，開通社會矛盾化解欄目，配備專業記者和編導人員，選擇典型的社會矛盾案例，現場跟拍調解員為當事人排憂解難、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提升了人民調解的影響力和普及了法律知識。當然，非理性的網絡輿論也對社會矛盾起了助燃作用。

其四是民間權威。在社區有各種不同類型的“民間權威”，例如老黨員、老干部、老教師、老醫生、企業家、退伍轉業軍人等，在普通民眾中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他們說的話使人信服。他們往往也是社會矛盾當事人所處的社區、鄰里等“初級群體”中的一員，容易接近。借助他們的力量來調解社會矛盾，往往可以收到較好的效果。有些地方廣泛動員農村“五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模范、老教師、老退伍復員軍人），推選有威望、有能力、公道正派的“五老”組成“和事老協會”“公道會”“里長會”等調解組織，充分發揮這些民間權威政治強、經驗多、威望高、智慧足、人情濃等優勢，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有些地區將民間權威人士吸納為人民調解員，支持公信力較強的優秀人民調解員建立以個人名字命名的人民調解室，形成品牌效應。

社會矛盾糾紛多元化解決方式初步形成。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完善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提出明確要求。當前，我國化解矛盾的主要措施依然是以體制內的主渠道為主，與此同時，各地創新了許多新的化解矛盾的舉措。

調解是化解矛盾最便捷、代價最小的一種方法，具有靈活、便捷、高效、低成本等優勢。許多地方積極推動社會矛盾糾紛“大調解”④的化解舉措，構建起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銜接、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的全覆蓋“大調解”工作體系，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糾紛解決在萌芽狀態。調解優先就是把調解工作貫穿于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全過程，實現對所有領域矛盾糾紛的全覆蓋。大調解不是毫無原則的“和稀泥”，更不是“花錢買平安”，而是以公平正義為導向，在尊重當事人意愿基礎上依法調解。社會調解包括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律師所調解、行業協會調解、家族調解、親友調解、鄰里調解、同學調解、同事調解等。此外，各地在化解矛盾中，也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一些以往沒有的新的措施，在依法的前提下，注重依情、依理、依德，以柔性手段化解矛盾糾紛。

經濟杠桿的本義是國家或經濟組織利用價值規律和物質利益原則影響、調節和控制社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方面的經濟活動。社會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經濟杠桿來協調矛盾相關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從而達到化解社會矛盾的效果。我國的大多數社會矛盾從根本上來說就是經濟利益分配不當所導致的。對于矛盾相關人來說，利益補償是其最關注的根本問題，解決了利益補償問題，此類社會矛盾就可以很好解決。應該說，我國各級政府采取了很多種方式，為社會矛盾相關人提供利益補償，例如拆遷補償款、安置補貼、征地補償等，有助于矛盾的解決。各級政府財力越來越雄厚，群眾的生活標準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規和財力允許的前提下，政府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相應提高了矛盾相關人的補償標準，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發揮保險在社會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針對矛盾多發領域，推廣醫療事故責任險、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動車交強險、安全生產責任險、校園方責任險、食品安全責任險等保險種類，充分發揮保險在矛盾糾紛化解、風險預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為妥善化解矛盾糾紛提供新的途徑。支持保險公司等機構及時全程介入矛盾糾紛化解工作，通過構建完善的強制保險體系，把保險作為一種經濟杠桿來解決社會矛盾，與社會矛盾調解互相補充。但是，不少經濟補償遠遠低于矛盾相關人的期望值和現實需要，而且不同時期的補償標準差距過大也導致了新的矛盾產生。

專業性機構的調解。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勞動爭議、征地拆遷、環境保護、醫患糾紛、校園傷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業性、專業性特點的矛盾日益增多。針對一些專業性很強的社會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調解標準對癥下藥，需要專業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會矛盾突出的行業（領域）建立專業調解機構，充分發揮行業性專業調解組織在專業性社會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農、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類別，由行業組織來牽頭，成立了不同的專業矛盾糾紛調處機構，專項對口調處重大疑難矛盾糾紛。還有些地方在矛盾糾紛多發、高發領域和行業，采取派駐制辦法，設立專門調解室，集中受理調處各類矛盾糾紛。行業協會、商會、集貿市場聯合會、企業聯合會等各類社會組織的優勢，吸引、凝聚這些社會組織力量，引導這些社會組織參與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針對性地解決同行業間、專業內經常發生的矛盾糾紛。

社區調解。社會治理依賴于群眾的自治，這種自治不是雜亂無序的，要通過社區為載體來實現。在一些社會矛盾化解過程中，鄉規民約、社區規范是農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認的、約定俗成的規矩和行為準則。在鄉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糾紛、鄰里糾紛、違規占用宅基地等行為，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運用人情、習俗、禮儀、規矩等“鄉規民約”作為和解的措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協商和解，減少矛盾沖突，對于社會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級建立村規民約，在鄉這一級有鄉規民約，經過村民代表的討論形成規矩、章法，對于村民有一定的約束力，營造良好的村風。在村（社區）大力發展“公道會”“好人調解室”等民間調解組織，有“理”大家評，有“話”大家聽，廣泛發動群眾解決矛盾糾紛。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