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秩序解構時的悖論

中國被稱作禮儀之邦，在中國傳統社會，是非常講究禮儀的。但是不能不看到百年以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禮儀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曾經一度處在被解體的狀況。

五四前后的反傳統，是有知識的人對傳統的重新檢討，它檢討的對象主要是大傳統，即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思想的主流思想。儒家在先秦本來是諸子百家的一家，處境并不好；但是在漢代中期，漢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的地位一躍而占據中心位置。所以五四的反傳統，主要是對傳統社會的大傳統的檢討，當時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人，其批判的言辭是非常富于殺傷力的。陳獨秀說，如果認為歐化是對的，就不能不認為孔子的儒教是錯的，新舊之間沒有調和兩存的余地。胡適甚至說，他主張全盤西化。

不過胡先生很有意思，他在國內用中文寫的文章，充滿了對傳統思想的批評精神，但是他在美國用英文寫的文章，卻沒有一篇文章是批評中國文化的。我的一位朋友，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周質平先生，他是從臺灣到美國的，以研究胡適著稱。我有一次請他到我們研究所做學術演講，講的題目是《胡適英文筆下的中國文化》，他用大量的證據證明，胡適用英文寫的文章都是對中國文化作肯定的，而在國內寫的關于中國文化的文章，則批評較多。從中可以看到一個文化人的苦心孤詣。

文化小傳統的破壞與再生

如果說五四時期對傳統的檢討和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文化的大傳統，那么十年“文革”受打擊最沉重的則是文化的小傳統。大傳統指的是社會的主流文化，小傳統主要指民間文化、民間藝術、民間習俗和民間信仰。這幾年因為有國際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公約，提出尊重文化的差異，保護文化的多樣性。中國在這方面走得很靠前，人大常委會正式立了法，對那些瀕臨滅絕的工藝和文化形態得以延續，采取了大量措施。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和再生的過程，主要是由民間來完成的。如果中國的鄉村發生大規模的遷移，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文化小傳統的典范，怎樣保留和發展呢？難道你能把他們都集中在一起，一律搬到一個樓房里去做這些事情？那樣做不是等于把原來文化遺存的環境和精神擅自改變嗎？文化是連同他的生存區域，連同周圍的環境一起存在的。有一個歷史故事，就是劉邦當了皇帝以后，想把他的老父親接過來，讓他在京城居住。但是這位皇帝的老父親，在原來的鄉下住習慣了，死活不愿意住在京城。后來劉邦索性按家鄉原來的樣子，給他的父親在京城重建家鄉，結果還是沒有留住。文化的定義就是生活方式和價值系統。而人的居住文化的特性，就在于是和原來的土地連在一起的，所謂故土難離。

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民間社會發達，歷朝歷代都如是。民間社會發達，人的生存就有了廣大的空間。正是廣大、深厚、豐富的民間社會養育了一代一代的中國人。如果說儒家、佛教、道教是中國文化的三個最主要的思想支柱，那么儒家是在朝的，而佛教和道教是在野的，他們扮演著合作互補的角色。民間社會的空隙大，透氣孔多，往往使得民間人士的創造力能夠得到發揮。特別是民間的辦學興教，在中國一直是有傳統的。而漢代以后的學術，也轉移到世家大族，藏書樓、藏書閣的建立，也是民間的重要文化舉措。

中國文化得以保存，民間的力量功不可沒。所以孔子就有“禮失，求諸野”的教言。如果簡單地認定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嚴酷得不得了的透不過氣來的專制社會，那是忽略了民間社會的作用。（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央文史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