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批判性思維漸成世界各國普遍關注和推崇的健康思維，對于培養健全人格、激發創新意識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孔子的思想學說和社會活動所體現的思維的批判性，盡管由于時空的錯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對于我們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時代傳承優秀歷史文化，提升國民的創新能力仍然凸顯鮮明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孔子 批判性思維意識 批判性思維品質
【中圖分類號】B80 【文獻標識碼】A
自20世紀70年代始，批判性思維漸成世界各國普遍推崇的健康思維，是健全人格、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基礎。“批判性思維是指對所學東西的真實性、精確性、性質與價值進行個人判斷，從而對做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決策。”①孔子沒有專門研究批判性思維，但他的思想學說和社會活動體現了強烈的批判性思維傾向。
孔子的批判性思維意識和品質
思維的獨立性和思維的創造性。在知識和教育國有化、貴族化的歷史時期，孔子的思維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和開創性。孔子喜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崇尚并傳承先王之道和古代典籍，但孔子并不盲目迷信，敢于質疑古典文獻，系統概括了周公等先輩和春秋當世“仁”和“禮”的觀念，提升“仁”概念到“全德”的高度，成為具有普遍性的倫理學范疇②。孔子以“仁”和“禮”的人文精神整理刪訂古典文獻，形成了完整典籍體系，實現了價值的變換和知識體系的重新確立，為儒家學派和中國古代學術思想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文獻基礎③。孔子突破了西周“禮不下庶人”的傳統，把“禮”擴充升華為全社會的普遍規范和政治倫理準則，成為立人之本和立國之本，是君王治國理政不可或缺的工具。
因材施教和啟發式教育是孔子思維獨立性和創造性的鮮明體現。在《論語·先進》中，孔子根據冉有和子路不同的性格特點，采取因材施教的原則方法，對同一問題給予不同回答，重視并善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性地位，教育學生要“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意指學生要有獨立發現、探索、解決問題的精神和能力，教師的作用不是教給學生全部答案，而是引導和啟發。
社會責任感和思維的實踐性。孔子積極入世、憂國憂民的思想和社會活動，彰顯了強烈的社會責任和歷史使命感，敢于直面并重視解決社會問題，強調知識、觀念、學說與解決社會問題的統一。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宗法等級制度名存實亡，禮崩樂壞，社會秩序混亂。孔子把恢復禮樂制度，重建安定祥和的社會秩序作為自己畢生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建構了以“仁”為核心和以“復禮”為目標的人文主義思想體系，希望以血緣的親親之情為起點，培養仁德之心和仁愛之志。
孔子極為重視政治倫理在現實中的效用，不僅在學術上關注現實問題，而且帶領弟子周游列國力推、踐行自己的主張。孔子提倡仁愛，關愛人和同情人，馬廄被燒，他首先關心的不是馬而是人，關心有無傷害到人；作為魯國的司寇，他堅決反對苛政、暴政，主張富民、教民，力推仁愛政治，政績卓越。孔子教導學生知識但更重實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學而》），學習“仁”和“禮”的知識要反復練習、實踐，養成良好習慣，進一步指出“力行近乎仁”（《中庸》），努力做事就接近仁德。孔子雖宣揚“畏天命”，參與祭祀先祖和鬼神等宗教活動，但針對現實做了淡化處理，“實際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現實人事的從屬地位”④，為現實的禮制服務，推行禮治。“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告述人們對于“仁”和“禮”要言行一致；提倡“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主張先做事再說話，反對先說后做或先說不做的空談。
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思維的開放性。作為“仁”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愛人”彰顯了孔子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思維的開放性。“愛人”并非狹隘的局部的愛、小范圍的愛，而是胸懷全人類的大愛。以對父母兄弟等親屬的愛為起點，推而廣之到愛所有人。從“愛”的程度來看，“克己復禮”和“為仁由己”是愛人的邏輯起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愛人的基本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圣德”之愛，從利己上升到無私奉獻的境界，最后達到擔負全天下、全人類社會責任的崇高境界。有愛就有包容之懷、開放之思。
中庸是孔子倡導的最高思想道德境界和為人處世的最佳方法，要求人與人之間要“中和”，主張人與人交往要溫和親切但又堅持原則、一絲不茍，威嚴但不兇暴嚇人，謙恭禮讓且自信安祥；要求認識事物、解決問題要“時中”；堅持動態發展的觀點，通權變、因時因地制宜，反對僵化教條式的做法；主張“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禮記·中庸》）
孔子主張要以開放的思維和包容的心態向他人學習，“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論語·為政》）。要向他人學習，多聽別人說話，不輕信，不妄下結論。“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論語·述而》），始終保持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拓寬視野，增長見識，增強才能。
思維的原則性和思維的正當性。求真是孔子思維和行為的基本原則。孔子認為思維及其表達要名副其實、真實可靠，符合實際，否則就不可信。“正名論”是孔子禮樂思想的基本內容，強調概念、名稱與實際相符合，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子路》）。孔子認為言辭和人的思想并非對立不相干，言辭能有效表達思想，主張“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為人要誠實，言行要一致，要“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學習知識和認識事物要“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而“巧言、令色、足恭”的態度和行為都是可恥的。思想觀點一定要有可靠的證據支持，否則要謹言慎行，擱置懸疑，不輕易相信和做出判斷，堅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在教育實踐和歷史文化研究中非常重視用充分證據論證觀點。由于擁有充足的資料，他能說出夏、商的禮儀制度；而杞國、宋國的資料欠缺，不能說出禮儀制度。孔子也非常重視思想和行為的邏輯一致性，反對自相矛盾，用“仁”和“禮”的基本思想統率、貫穿思想學說體系和所有行為。
孔子以“仁”和“禮”為標準判斷人的思想言行的正當性。仁德是做人和立身處世的基本原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論語·里仁》）無論富貴貧賤、何時何地都不能離開仁德，更不能違背仁德。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無所謂正確錯誤，只要符合仁德道義就可以。人不僅要有仁德的品格，還要遵守“禮”的規范，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國家的治理也離不開“仁”和“禮”的原則，要“為國以禮”（《論語·先進》）。
自我反思和自我調控。孔子強調個人要反思調控自己的思想言行，只要反思，就不會內疚、憂慮和畏懼，即“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論語·顏淵》）。君子是仁德的主導者、實施者，反對違背仁德的小人；君子要不斷反思，克己修身，盡培養教化之責。“克己復禮”是培養仁德的具體表現和途徑，內在地蘊涵了“自省”、“自戒”、“自訟”、“自責”等方法，以“禮”為標準審視自己，對思想言行自覺評價和調控。學習是培養仁心和掌握禮儀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因此個人要反思自己的學習，“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在學習的基礎上舉一反三，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孔子也十分贊賞有錯能改的君子，“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
人際交往是實現人的內外和諧及社會和諧的重要調和劑，個人要反思人際交往得與失、是與非、榮與辱等等。孔子認為，個人同外界接觸交往，遇見符合禮的人和事，要學習思考，與之看齊，而遇到不符合禮的人和事，要反省、糾正，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君子對自己的言行舉止等任何行為和事情都要反思、調整、糾正。
孔子的批判性思維藝術
“叩其兩端”和“允執其中”是孔子的重要思維技能和教育方法。先掌握事情的始末或正反兩個極端的方面，再具體運用“允執厥中”（《論語·堯曰》）的方法，在正反兩個極端方面尋求最恰當的平衡點，從而解決問題。這既是“中庸”智慧，也是辯證邏輯思維藝術。
“正言若反”是孔子經常運用的思維藝術和語言藝術。“有若無，實若虛”，《論語·泰伯》中，“有”和“無”、“實”和“虛”本相互矛盾，但孔子把它們連用以表達一種人生態度和為人處事的方法，蘊含深刻的人生哲理。個人學習知識、技能要謙虛，不能驕傲自大，要認為自己還不足，需要努力學習、鍛煉；不狂妄自大，要虛懷若谷。
孔子善于運用必然性邏輯推論闡述論證觀點。“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先后兩次運用了省略的假言聯言推理的說理論證方法。“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運用了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的說理論證方法。“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論語·子路》）孔子運用了省略的充分條件假言連鎖推理的說理論證方法。“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運用了兩個省略形式的正確三段論推理。
在說明、論證思想觀點時，孔子也運用或然性的邏輯推論方法。“舉一反三”的類比推理，從已知事物的性質類推其他同類事物的性質。“聞一知二”、“聞一知十”和“告往知來”也是類比推理、融會貫通、觸類旁通的方法。孔子有時也運用比喻推論的方法說明道理。在《論語·學而》中，孔子比喻認為，用仁德來治理國政，君主就會像北極星受到眾星圍繞一樣，受到群臣和百姓的擁戴。在《論語·為政》中孔子指出，要了解一個人思想行為的性質，要看他所做的事情及其原因，考察心情和動機，把科學歸納法作為認識人的一種基本方法。
孔子批判性思維傾向的反思
孔子的思維存在強烈的獨立性，其思想學說是開拓創新的成果，深刻感染了儒家士人并通過儒家士人強化了民族的獨立自主意識、創造意識和能力。但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言論卻具有復古保守的傾向，對后世儒家尤其對經學的產生和盛行影響深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創新思維和能力。孔子認為求仁和踐行仁德的獨立性和主動性唯有君子才可能，而一般人不可能自覺修養求得，“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子路》），一般人需要君子的教導和影響才能有仁德，即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這是一種天賦等級、權力觀，為后來儒家崇尚學術權威、政治權力的思維傾向和人格特征奠定了基礎。
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思維的社會實踐性是孔子崇高的思維品質，開創了儒家積極入世的價值導向和學術為政治服務的研究傳統和模式，開辟了知行關系問題的思考軌跡；但是，他的研究和實踐基本上專注于解決現實人生、社會和政治等問題，而自然界和技藝等問題不在思考之列，開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脫離自然、脫離物質生產實踐的學院式研究先河，開創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以及重倫理政治輕工商經濟、重整體綜合輕局部分析的傳統，開創了知行相應的實用理性而忽視形而上問題分析的哲學路徑。
以“仁”為基礎的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開放的思維傾向體現了孔子的寬廣胸懷，開啟了儒家乃至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貴和尚中、天下為公的基本精神，使得儒家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較強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孔子的仁德思想強調立人、達人和成人，確立了儒家重義輕利、重奉獻輕索取、重集體輕個人的精神品質。不過，孔子“愛人”的范圍是從父母兄弟推及他人，愛的程度由強到弱遞減，體現了以“親親”為基礎的等級層次，使得博大包容的精神境界和開放性受到一定制約，經后人發揮，形成了狹隘的家族觀念、裙帶觀念等社會弊端。
自我反思、調控的思維傾向是孔子的做人情操、自我修養的方法和自我約束的品質，體現了寬廣坦蕩的胸懷和睿智，深受時人的贊賞、后輩的敬仰和學習，通過歷代儒學大師的發揮進而出現了“自省”、“慎獨”、“省察”等更嚴格、更具體、更細微的修養方法。不過，孔子的思想是倫理本位、道德至上的思想體系，解決的是人、家、國和天下的倫理道德問題、社會秩序問題和國家治理問題，而且“修身”和“齊家”的終極目的是為了服從服務于“治國”和“平天下”。“修身”和“齊家”的基礎是“仁”，標準是“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會主體自我反思的深度和廣度。隨著儒家日漸成為中國社會的統治思想以及封建專制統治的日益強化，這種反思和調控成為束縛思想自由性和靈活度的桎梏。
孔子雖然重視思維證據的強調，重視概念、名稱與事實的符合以及思想的邏輯一致性，但并不做精細的邏輯論證分析，對鬼神、天、天命和人性進行模糊處理。孔子用歸納推論的方法得出了諸多讓時人和后人敬仰的普遍結論。不過，有時候卻存在不當概括或輕率概括的邏輯問題。在《論語·為政》中，孔子用殷承夏、周承殷作為經驗前提，歸納推知百代以后的情況，缺乏可靠性。
總之，雖然孔子的批判性思維品質和思維藝術具有一定局限，但是在當時的認知水平、思維水平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展現了作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令時人難以企及的優秀思維品質和高超思維藝術，為我們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時代傳承優秀歷史文化，培養獨立人格、創新精神和創業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長江師范學院副教授；本文系重慶市教委人文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先秦儒家的批判性思維傾向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5SKG171）
【注釋】
①Robert H Ennis.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Skills. Education Leadership, 1989,(4), P4.
②《中國哲學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頁。
③陸玉林：《中國學術通史》（先秦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0頁。
④張岱年，方克立：《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85頁。
責編 /蘇娜（見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