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文化心理中既有構成中華民族文化的主干、支撐中華民族不斷浴火重生的積極的精神因素，也存在著因歷史和時代的局限性而出現的消極的成分，構成中華民族特殊的心理情結，成為我們邁向新的境界的心理原點。我們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不斷回溯這個起點，不斷釋放心理情結，更好地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
【關鍵詞】中華民族 心理情結 國民心態 【中圖分類號】D647 【文獻標識碼】A
中華民族獨特心理情結的形成
要考察中華民族心理情結，需要回溯中華民族文化的起點。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思想文化一個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時期，有學者把這一時期稱為中華元典時期，這個時期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對后世產生重要影響。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儒、道、墨、法、名、陰陽等諸子百家，既相互論戰交鋒，又融合交流，形成諸源歸流的文化場景。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儒家逐漸占據上風。按照民國時期學者辜鴻銘的觀點，要看一種文化對人的塑造，可以看在這種文化塑造下來的男人女人。孔子是對中華民族文化心理進行系統梳理的集中代表，在中華民族心理文化中，深深地打上了孔子的印記。我們可以從孔子的人格形象中找到傳統中國文化熏陶出來的人的影子。在《論語》鄉黨第十章中，人們描述過孔子的形象：“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述描述體現了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儒家君子的人格形象，這種人格心理形象后經過孟子等豐富和發展，成為傳統中國人的人格心理形象的基點。這種人格心理結構既承載著中華民族先輩獨特順應社會的方式，也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弱點和局限。
到秦漢以后，特別是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成為我國民族文化心理的主干，儒家所倡導的人格形象，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標桿。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玄學盛行，道教、佛教等多元文化開始流行，到唐朝時期，道教、佛教影響昌盛，形成儒、道、釋三教并行的多元文化景觀；到宋元期間，儒道釋三教合流，以中華文化為特征的封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開始形成和固化；明清以后，這種統治階級意識形態日益固化。特別是到晚清期間，中華文化中的消極因素逐漸被統治階級加以利用和擴大。由于清政府是一個少數民族統治的政府，它雖然繼承了中華文明的文化血脈，但出于服務于自身特權統治的需要和對被統治的廣大人民的恐懼心理，加上長期閉關守國，民族文化中的消極心理日益突出。特別是在中西文化對抗的過程中，其弱點和劣勢也日益被夸大。
鴉片戰爭以后，民族心理發生了急劇變化，鴉片戰爭不僅打破了天朝大國的黃粱美夢，而且使中國淪落為一個備受“外來蠻夷欺凌的衰弱民族”，從一個在科學技術上獨占鰲頭、文化先進發達的國家，變成了在新興科學技術面前無所適從、在文化發展上不知所措的國家。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中國文化心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挫傷。中華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劣根性的一面表現格外充分。一些學者如魯迅、胡適、林語堂、柏楊、李敖等批判民族的“劣根性”，包括：因循守舊，固步自封；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一盤散沙，茍且偷安；等級名份，壓抑個性；人情面子，調和折衷；愚昧迷信，狹隘自私；阿Q心理等都可以看成是封建統治意識形態壓制下的特殊的民族心理。
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先進力量，繼承和發展近代以來仁人志士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理想和追求，帶領中國人民在實現人民解放、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把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結合，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重新塑造了國民心態。“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僅改變了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也塑造了中國國民的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不僅使中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而且塑造了一批理想遠大、信念堅定而又注重現實、關注民生的共產黨人，正是這批在馬克思主義武裝下的共產黨人成為支撐中華民族發展的脊梁，成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成為積極擔當中華民族復興重大歷史使命的中堅力量。”
當前，中華民族又到了一個十分關鍵的臨界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在中華民族日益崛起，成為世界強國之列的時候，我們越應該清理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由歷史留下的心理情結，以積極健康和健全的心態應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的種種挑戰。
中華民族心理情結的主要表現
歷史是現實的永恒的背景，中華民族在數千年的歷史演進過程中，既形成了維護我們整個民族延綿發展、不斷奮進的精神力量，同時也留下深刻的歷史包袱和歷史印記，這些印記有些體現了我們的特色和優勢，是我們前進的精神動力；有些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為我們發展所改變、成為我們發展的桎梏，如果不能恰當地清理，也會構成國民心態的陰影，使我們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失去合理的心態。中國國民心態中值得注意的情結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屈辱自尊情結。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燦爛的歷史與文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很長一段時期，中華文化一直以自立自信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代中國一直處于心理上的優越的高位，以“天朝大國”的心態君臨其他國家和民族。但是，鴉片戰爭以后整個近現代史，中華民族卻不斷重復著落后挨打、發展受限、做事挨罵的痛苦記憶。正是因為中華民族這種特殊的歷史記憶，使得中國人對獨立自主有特別的渴求，對外國欺凌格外敏感，形成了特殊的屈辱自尊的心理。這種屈辱自尊的情結既可以發展成一種前進的動力，但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演變為兩種極端心態：一種是崇洋媚外，認為外國人和外國國家比我們先進，比我們高貴；一種是盲目排外，以民族主義的方式，以斗爭的思維來對待那些損害我們主權或權益的國家。
二是矛盾兩極情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比較主張經世致用、積極有為，而道家比較主張順應自然、消極無為，這兩種思想時而一種思想占據上風，時而另一種思想成為主導，形成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兩極心理。這兩種心理有時候會出現對立面的矛盾轉化，當人們發現自身的知識無法運用于現實政治，無法影響現實政策之時，無力感就由此而生，甚至放棄學以致用、經世濟民的情懷，逐漸養成了消極無為心態與犬儒主義心態。這種兩極性也造成雙重人格的現象：一方面高喊權利與法治，另一方面卻不愿踐行法治、運用權利，以“臣民”“庶民”心態自嘲，出現“知行脫節”。
三是泛政治化、超道德情結。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十分注重政治道德的倫理型文化，中國古代先哲對未來、社會提出明確的政治道德標準，這些政治道德標準也成為評價社會和他人的價值指針。但由于中國社會對政治、道德的過分關注，也容易出現把不是政治、道德的問題泛化，不斷上綱上線，對社會和他人提出過高政治、道德要求。“用馬列主義要求他人，用自由主義要求自己”就是這種泛政治化、超道德情結的生動表現。
四是權威依賴情結。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們勤勞耕作，靠天吃飯，收成差異、富裕程度全賴個人勤奮程度與不可掌控的“老天爺”。在人與人之間縱然有高低貴賤的等級之序，但普通人之間卻有著樸素的平等觀念，普通人也由此養成了多勞多得、不勞不得的簡單正義理念。他們祈求“皇帝萬歲”，永無戰事，這樣就可以有著幸福、平安的生活。然而，隨著樸素的平等心理一樣傳承下來的是由此孕育的權力依賴心理。人們一方面期望政府為自己多操心，替自己說話；另一方面又對政府部門敬而遠之，冷眼旁觀，形成對權威部門和權威人士的依賴。
五是自我“約拿情結”。“約拿情結”是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提出的一個概念，約拿是基督教中的一個人物，上帝讓約拿去完成一個崇高使命，但約拿卻因為害怕而逃避自己的使命。這個情結描述中國人存在的一種不愿意追求崇高目標，而追求低層次目標的心理。據有關學者研究，中國人的人格發展并沒有像馬斯洛所設置的人格發展軌跡，當人們生理、安全、歸屬需要得到滿足以后，向自尊、自我實現等方向發展，而是變本加厲追求低層次目標。這一現象在中國網民中表現最充分。網民低學歷、低年齡、低收入的“三低”特征明顯，這使他們更多的是網絡信息的消費者、傳播者，也就有更大的可能在網絡空間內形成極化的社會情緒。人們雖然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刷屏”，沉溺于網絡世界來充實自身的內心，擺脫內心的孤獨感，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豐富起來。但這無法彌補人們內心的孤獨感，無法替代對歸屬感的需求，邊緣化的社會心態表達著對情感的需求。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國民心態的培塑
化解中國傳統文化形成的心理情結，消除當前國民心態的消極心理，需要培養健全的國民心態，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決定》明確提出：“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為培養積極健康國民心態指明了總體方向。
培養健全國民心態，首先，需要不斷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其次，需要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只有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才能克服傳統文化心理所帶來的消極的心理情緒。第三，需要加強對社會心態的引導。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政府既需要成為社會法治的模范遵守者和維護者，也需要成為社會法治化的倡導者與監督者，以自身的法治化來塑造尊法、守法，理性、平和，公平、正義的社會生態，為良好社會心態的形成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思潮，凝結社會共識、整合多元的價值觀念，培養積極健全心態。第四，需要每一個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共同努力。雖然政府是社會心態引導與塑造的主導者，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行動者，現代社會組織、傳統的家族都可以成為主體之一。而在社會個體、群體的微觀層面，不僅需要職業化的心理輔導機構的完善，也需要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定向的引導。同時，在積極的引導與建構中，也要認識到社會心態代際性的自然嬗變，在動態跟蹤監測中，不僅要為當下不良社會心態的矯正提供必要的社會設施，還要為良好社會心態的形成前瞻性地建構支持性機制。在政府、社會與個人的協力中，最終實現國民心態的積極健康發展。
（作者為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朱國偉對本文亦有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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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年1月22日。
責編/潘麗莉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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