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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結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從五普到六普，從“倒丁字型社會結構”到“土字型社會結構”，我們在社會結構測量中發現了什么問題呢？筆者以為有三個方面比較重要：其一，中國社會結構在城市和農村之間存在著非常巨大的差異。其二，大城市和小城市存在非常巨大的差異。其三，同在一個城市里面，城市戶籍居民和外來打工者之間存在非常巨大的差異。

第一個差異即城市和農村的差異。圖3顯示的是城市的社會結構。較之于“倒丁字型”或“土字型”社會結構，這個圖形顯然是不錯的，屬于橄欖型。也就是說，如果抽去農村不計，中國城市的社會分層還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當然，這里所說的城市專指中國行政區劃確定的661個城市。這里計算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即在城市里居住滿6個月及以上的就記入城市人口。比如，北京常住戶籍人口僅1200萬，常住外來人口還有1000多萬，也是計入北京人口的。如果只看這個圖形，似乎實現現代化了，社會結構也現代化了。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這僅僅是計算了在我國城市中勞動和生活的人，而農村人口在實際社會運行中是不可能被剝離。

圖4是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如圖所示，農村還大體上是倒丁字型結構，我國農村的現代化轉型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所以，如果我們拿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跟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和發達城市去比，我們的發展水平不算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巨大的農村，農村人口特別是如果計算農村戶籍人口的話，還占非常高的比重。根據清華大學經濟社會數據中心2013年的調查數據，中國城市戶籍人口僅占全部人口的27.6%（該數據經與六普數據核對是比較準確的），比我們以往所說的35%要低很多。筆者前一段時間合作寫過一篇論文《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四個世界》，指出城市和農村是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而且從發展趨勢上看，兩種結構的差異性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其中就分析了農村“精英流出”的問題，即越是高素質的、受教育高的、有較強經濟活動能力的人，越是離開農村流往城市。從數據上看，城市“中產階層”的增速明顯高于農村。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研究也證明，盡管近年有所變化，但是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還是處于接近三倍的水平上。從外在表現看，農村的廁所、農村的醫療衛生條件、農村到處飛的蒼蠅等，一直為社會所詬病。農村真的需要現代化，特別是公共服務的現代化。

第二個差異即所謂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差異，以及東西地區的差異。關于城市分類，媒體界和房地產界有一個概念，叫做“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該稱謂形象體現了城市之間的差異。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業庫存比較多，為了去庫存，最近一段時間釋放了一些貸款來鼓勵大家買房，結果沒想到錢又都涌到一二線城市，房價持續膨脹，而三四線城市商品房庫存依然如故。為什么呢？因為資本流動的基本規律，總是從利潤率低的地方流往利潤率高的地方。在市場競爭的局面下，大城市占有明顯優勢。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撥款的角度看，也是大城市獲取資金的渠道寬廣而小城市得到資金的渠道有限。今天對小城市的扶持依然存在相當多的壁壘，一個地方的發展最為核心的要素還是人才。但是從人才角度看，小城市明顯處于劣勢。一方面，不少年輕人大學畢業后并不愿意去小城市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大學傳授的現代產業的知識體系與大城市更為接軌，大城市的職業結構與小城市差異巨大，大學畢業生們發現所學專業在小城市里找不到相應的工作，又返回大城市的不乏其人。

接下來，我們從中產階層變遷的角度具體看看我國的區域差異。我國大城市大多聚集在東部和東南沿海地區，所以，東西的差異也體現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異。對于中產階層，社會學歷來比較關注收入、教育和職業三種測量，即按照收入劃分的中產階層、按照教育水平劃分的中產階層和按照職業劃分的中產階層。我們再把全國分成四個地區，東部、中部、西部、東北，暫且舍去中部和東北，筆者主要對比東部和西部之間的差異。這里使用的是中國人民大學自2005年至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3年，我國東部地區“收入中產”占比從53.3%上升到66.65%，東部“教育中產”從39.21%上升到55.91%，東部“職業中產”從40.92%上升到56.17%。整個東部地區中產階層的崛起十分明顯，這與東部沿海大城市的中產社會的形成完全吻合。相比較而言，我國西部中產階層則處于明顯的萎縮狀態。從2005年到2013年，我國西部“收入中產”占比從21.23%下降到14.37%，西部“教育中產”從25.30%下降到16.14%，西部“職業中產”從25.09%下降到17.22%。從圖形上看，東部是一個明顯的橄欖型和中產不斷擴大的社會，西部則是一個“中產流失”的社會。

可見，中小城市和西部的社會結構問題更為突出了。中小城市和西部所流失掉的，恰恰是現代化素質比較高的中產階層，也是中小城市和西部發展最需要的人，人才的損失是最大的損失。大城市的發展具有“循環累積效應”，而中小城市和西部的發展具有“惡性循環效應”，越是留不住人才，吸引人才的環境就變得越惡劣。

第三個差異即城市戶籍人口和外來打工族的差異。如前所述，城市戶籍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比例并不高，而在社會分層的測量中，社會地位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高的。而外來打工族或者我們直接稱“城市農民工”，由于主體是從農村到城市來打工的“戶籍農民”，人口總數巨大，難以做嚴格的統計，一般認為大約有2.6億到2.7億之多。圖5是全國城市戶籍人口的社會結構，在這張圖中我們暫時把城市農民工從數據中抽離出去。如果只計算城市戶籍人口，我們已經是橄欖型社會結構了。但是，這種將外來打工族抽出去的算法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自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戶籍人口與外來打工族就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共同體之中，沒有外來打工族的勞動，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就要停滯，城市眾多的服務就會失去依托。

我們接下來看看如果單獨計算外來打工族的社會地位，是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結構。從圖6可以看到，農民工基本上處于城市社會的偏下層的位置。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圖5和圖6，會發現農民工中雖然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但是比例很低。農民工中有一些營銷人員和有技術的人員，ISEI分值在40~45分，我們稱之為“中產邊緣層”或“中產過渡層”，處于中間層與下層之間的位置，也可以勉強計入中產層。而分值在50~60分的，是典型中產層，農民工顯然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總之，農民工的絕大部分的分值還是比較低的。

這就促使我們思考一個問題，“還需要多長時間能夠真正實現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如何使得中國社會結構進一步優化？”有個術語叫做“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指的就是打工族的社會融入。“市民化”意味著農民工轉入城市戶籍人口，實現“同城同權”，享受與城市戶籍人口同樣的福利保障、養老醫療待遇。當然，更重要的是農民工在職業位置上也能夠進入中產階層。筆者曾經研究過農民工如何通過勞動技能的提高、職業地位的晉升，而實現社會地位的上升問題。這也是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