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筆者看來，一方面，習近平“五大發展”論尤其“共享”論對物聯網經濟的研究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為構建物聯網研究的中國話語體系，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研究物聯網生產方式，也有利于我們更深入理解和闡釋習近平“創新發展”與“共享發展”、“共建”與“共享”相統一理論的重大意義。

在“存在方式”上，物聯網經濟又被描述為“平臺經濟（platform economy）”，結合價值原則來看，物聯網生產方式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正在逐步構建起一種必將產生廣泛而深遠影響的“分享主義平臺”。諸多物聯網理論專家都注意到了“平臺”的重要性，凱利的《必然》一書指出：“長期以來，有兩種基本方式來組織人們進行工作，即企業和市場”，“最近，第三種組織工作的形式出現，即平臺”，而“在一個平臺的幾乎各個水平上，共享都是默認設置”。蔡斯更是以“平臺”作為自己《共享經濟》一書副標題：人民和“平臺”如何創造協同經濟并再造資本主義，其第二章標題是“Platforms for Participation（參與的平臺）”，實際上就是用“平臺”為物聯網經濟定位。第六章標題中有“Power Sharing（權力的分享化）”，第九章的標題中有“Democratizing Power and Wealth（權力和財富的民主化）”，實際上是用財富和權力的“分享化”“民主化”為支撐物聯網“平臺”的價值原則作定性。在“發展動力”上，蔡斯強調：“構建平臺就是為了讓個人參與進來，讓個人賦予其生命”，“人人共享重新書寫了價值創造的法則：分享資源會帶來最高效率；分享知識會帶來最偉大的創新”，“平臺存在的意義就是通過聯合他人釋放出隱藏在過剩產能中的價值：資產、時間、專業知識以及創造力等”——保護版權等排他性私人產權的最主要理據是：它可以刺激創新、提高效率——而物聯網分享主義平臺的重要意義之一，就在于正在從根本上動搖這一依據：不是“排他性”，而是超越“排他性”的“可分享性”，才是更能充分激發人的創新性的原動力。另一物聯網專家尤查·本科勒《企鵝與怪獸（利維坦）》也分析指出：“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發生后，甚至連一些市場自由主義的忠實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市場激勵至上模型’是有缺陷的”，“一旦人們不僅將網絡作為創造個人內容的平臺，而且還不圖回報地把它們的成果、知識和資源分享給大家，那么，它們的創造力就無可限量”。“可分享性”恰恰可以激發人的創造力、創新性的原動力，而基于私有產權的“獨占性”“排他性”恰恰是壓制人的創新力量充分發揮的阻力——本科勒實際上揭示了物聯網生產方式已對支撐資本主義發展的傳統價值原則形成了重大沖擊。與此相對照，“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而物聯網給我們的重大啟示是：“共享”不是“削弱”而是可以“激發”人的創新性、生產性進而“增強”經濟社會的發展動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物聯網昭示著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偉大復興。

物聯網平臺，既是一種“共享”平臺，同時也是一種“創新”平臺，進而也是“共享”與“創新”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融合平臺——這也是物聯網研究的一個基本共識。而用習近平“共享”論話語來描述無疑更為清晰：物聯網平臺，既是一種可推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的“共享”平臺，同時也是一種“廣泛匯聚民智，最大激發民力”的“創新”平臺和“共建”平臺；而習近平“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過程也是共享的過程”的論述，更可以用來清晰描述物聯網平臺“共享”與“創新（共建）”高度融合的基本特點。推進創新發展與共享發展、共建與共享的深度融合，乃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漸進共享過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創新、共建與共享不斷融合的平臺，物聯網生產方式將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產生非常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五中全會首先是直接針對補齊尚未全面脫貧的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近期奮斗目標提出共享發展新理念的，而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還結合遠景目標展開分析，因而更具長遠意義。

共享理念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鬃诱f：“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共產主義社會將徹底消除階級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和差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遠景目標就是“真正實現社會共享、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這一普遍共享理念，根植于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中（見前引馬克思語）。而聯系起來看，“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可以說是“共建”和“創新發展”的遠景目標。因此，推進創新發展與共享發展、共建與共享的深度融合，不僅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近期目標的關鍵所在，也是在此基礎上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遠景目標的關鍵所在——而物聯網生產方式在這方面可以成為戰略性的助推器。

當然，前文已指出，物聯網生產方式也可以對協調、開放、綠色發展發揮助推作用。其不斷提升、擴展的全球互聯互通性，既有助于推進面向全球的開放發展，也有助于推進立足國內的區域、城鄉協調發展——推動“電商”下鄉的舉措已初見成效，表明在協調城鄉發展上，物聯網可以有所作為。作為一種創新驅動的發展方式，物聯網是一種不過度依賴消耗自然資源的內涵式發展方式；其不重排他性“所有權（ownership）”而更重視可分享性“使用權（access）”的運作特點，又使其在已生產出的產品的充分利用上可以發揮作用，因而它也是一種節約型發展方式；其“分享主義”的基本價值原則，對影響大眾生活的過度的“消費主義”也會有所矯正——里夫金《零邊際成本社會》一書在結尾處指出：物聯網的發展也有助于不斷提升全球“生物圈意識”，因而對綠色發展也有重要推動作用。習近平強調：“五大發展”是個有機統一體，因此，在理論上我們也應將創新、共享發展置于“五大發展”整體框架中來研究。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代表，物聯網生產方式的發展，無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機遇，而全面落實“五大發展”新理念，促進創新與共享深度融合，無疑是抓住這一重大戰略機遇的關鍵之一。對于學界來說，構建物聯網研究中國話語體系，已成為重大時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