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齊可以提高執行力，尤其面對重大危機和挑戰時，能夠提高自上而下的號召力和動員力，提高整個組織運行的效率。反之，“不看齊”則會導致政令軍令不暢，對組織和國家造成重大損失。

以國民黨為例，1928年蔣介石任國民黨政府主席時只是名義上統一了中國。當時的軍隊有東北軍、晉綏軍、魯軍、西北軍、越軍、貴軍、黔軍、川軍等地方派系。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在抗戰前期，實際上只統治了長江中下游的一小塊區域，真正直接統治的省份只有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和浙江。日軍入侵時，國民黨軍隊盡管規模較大，也有部分軍隊出于愛國熱情，作戰非常英勇，但由于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地方勢力各據山頭，地方軍閥和南京政府不能保持軍令、政令的統一，因而很難做到令行禁止。無論是中央和地方，還是國民黨和軍隊都不是出于一盤棋的全局性考慮，這對當時國民政府在應對內憂外患時造成了很大的牽制。例如，在1944年的衡陽保衛戰中，日軍發動了多次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方先覺第十軍浴血奮戰，守衛衡陽，期間蔣介石命令方先覺堅守衡陽城等待救援，可重慶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不能堅決迅速地被各基層部隊執行，第十軍孤軍奮戰40多天，遲遲等不到援軍，最終陣地全毀，傷亡慘重。

在對日作戰過程中，國民黨不僅軍令政令上傳下達不通暢，在具體戰略戰術上，各地方勢力，包括軍隊里各個長官也會出于保存實力的考慮而消極避戰。1938年日軍進攻山東，蔣介石嚴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守住一定時間，以時間換空間，以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然而韓復榘違抗命令擅自放棄了山東黃河天險的陣地，不戰而逃，導致日軍非常輕松地渡過黃河，很快占領了山東大部分地區。再如1939年，國民黨副總裁、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居然公開叛國投敵，成立汪偽政府。

從國際上看，造成蘇聯解體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地方分裂主義影響增大，沒有和當時的蘇共黨中央保持統一。上世紀80年代末，蘇共莫斯科市市委第一書記葉利欽與當時蘇共第一書記、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發生嚴重沖突，被戈爾巴喬夫解除原先職務，降到了加盟共和國一把手的位置。在蘇聯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講，加盟共和國是虛化機構，沒有實權。而葉利欽到了加盟共和國之后，極力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力，甚至推動其他加盟共和國要求獨立，支持像烏克蘭、立陶宛、哈薩克斯坦這樣的加盟共和國獨立，從而將俄羅斯聯盟總統的位置坐實。葉利欽利用了其他加盟共和國獨立的呼聲來增強自己在蘇聯決策體系中的權力。蘇聯表面上是一個高度集中的體制，實際上并沒有真正地做到思想上的統一，這也為蘇聯最終解體埋下了隱患。

當前，盡管我們不像幾十年前，面臨著大規模外敵入侵的風險，改革開放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依然面臨著很多潛在的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加強黨的領導關鍵是堅持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黨員必須增強看齊意識，在基本路線方針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具體政策的制定階段，可以發揮民主集中制，各抒己見、建言獻策。比如抗日戰爭，在確立了抗日“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的目標和方針之后，就要統一認識，嚴格執行，而不是討論要不要抗戰，像汪精衛那樣叛變投敵肯定是不行的。而在抗戰過程中對于仗怎么打，大家可以提出各項意見。但是只要戰斗已經打響，統帥部讓你去哪，就要堅決執行，如果不能堅決迅速地執行，就可能會貽誤戰機，導致滿盤皆輸。和平時期，雖然不需要我們在戰場上沖鋒陷陣，但是看齊意識仍然非常有必要，每個黨員都是黨組織堅強堡壘的一部分，當組織需要你就某一個具體目標從事某種具體工作時，要向黨中央看齊，堅決執行。

基本的大政方針只有保持一致，才能完成大事業，創造大成就。一方面要調動全黨積極性，貫徹民主集中制，讓所有的有識之士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另一方面，要避免出現議而不決的內耗，形成統一的意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將全黨打造成堅強的戰斗堡壘，從而應對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挑戰。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