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經濟格局在新的產業革命召喚下可能迎來巨大變局。我國需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把握機遇，順利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經濟轉型升級效率方面仍亟待提高。

【關鍵詞】 經濟 轉型 結構 金融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

2015年下半年起，全球經濟開始逐漸復蘇，但復蘇的基礎十分脆弱，復蘇進程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在經濟復蘇趨勢尚未穩固的條件下，各類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對復蘇進程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即便是復蘇強勁的美國也受到市場需求不足、消費者信心下滑等問題的影響，復蘇前景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加之美國對南海、敘利亞等問題的攪局，引發世界局部地區的緊張態勢，進一步加劇了國際貿易增長率的萎縮。歐洲受到高福利體制和民族結構問題拖累，經濟發展活力不足，復蘇進程緩慢；同時，難民問題使得歐洲政治右轉，在一定程度上撕裂了歐洲國家間的政策聯系，政策分歧可能進一步導致歐洲經濟復蘇放緩，尤其是英國脫歐公投結果造成了巨大不確定性。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大宗商品價格的起伏不定使得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受到了非周期性沖擊，市場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日趨疲軟，經濟復蘇基礎極度脆弱。

另一方面，自經濟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貨幣政策一直缺乏有效的協調，世界主要國家基于自身經濟復蘇的需求不惜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全球貨幣政策協調陷入了“囚徒困境”式的惡性循環。各主要經濟體陸續出臺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各國寬松政策在時間和政策目標上的不一致，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企穩復蘇的復雜性。對于美國來說，貨幣政策已經進入了加息通道，經濟復蘇趨勢較為明確；對歐元區和日本而言，面對通縮壓力，貨幣政策傾向于保持寬松，甚至可能出現非常規的政策措施；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在傳統的產業結構格局下面臨結構性調整問題，僅靠貨幣政策是不行的，必須輔以直接支持供給和結構性改革的政策。

我國實體經濟轉型效率亟待提升

全球經濟在復蘇不平衡性加劇和貨幣政策差異化明顯的背景下將面臨著“深度洗牌”，世界經濟格局在新的產業革命召喚下可能迎來巨大變局。我國亟需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中把握機遇，順利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在新時期全球經濟格局中占據有利地位。事實上，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僅是全球金融行業集聚已久的風險集中的爆發，更是長期以來全球實體經濟傳統供求關系累積失衡的結果。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傳統產業結構框架下的全球實體經濟發展已經趨于飽和，自2003年起，全球國際貿易增長率整體上都處于下降趨勢；金融危機爆發打破了傳統產業結構框架下市場供求的平衡，在傳統產業供給過剩和新興產業供給不足的大背景下，全球諸多行業的發展表現出了嚴重分化，結構性矛盾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大瓶頸，全球國際貿易增長率也繼續下滑，表明全球范圍內存在著明顯的市場供求的結構性失衡，也說明全球處于“結構轉型期”和“技術創新集聚期”相疊加的階段。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2014年末以來，經濟增速出現了明顯的放緩，結構性、周期性、內生性經濟問題愈發凸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新常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也成為了我國經濟今后一段時間內的最主要任務。為了搶占全球新產業革命的戰略先機、確保我國經濟平穩進入“新常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僅僅依靠擴大內需、拉動消費是遠遠不夠的，根本上需要通過鼓勵技術創新、扶持新興產業、促進產業升級等方式，推動市場供給的結構性轉型，才能進一步提升我國經濟戰略轉型的效率和效果。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經濟轉型升級效率方面仍亟待提高。歸納起來，經濟轉型升級效率問題主要表現在信息不對稱問題和市場化制度改革方面。一方面，在新舊產業轉換的過程中，產業部門之間、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交流并不完全，存在著高度的不對稱性。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市場資源配置導向就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落后產業優先獲得社會資源，難以順利出清、淘汰；而新興產業獲得社會資源的成本相對較高，融資成本、經營成本等各項成本高企，導致新興產業發展艱難，難以形成規?；洜I，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動力不足。另一方面，我國經濟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市場主體功能發揮不足的問題。在經濟轉型升級的新時期，產業細分化、專業化、差異化已經成為產業轉型的趨勢，國有企業規模大、效率低等特點導致其在傳統落后產業“船大難調頭”，難以適應經濟快速轉型下的市場新需求結構。經濟轉型升級的根本動力還是要依靠市場化經營的獨立主體。目前我國在政策管理、投融資等方面，仍舊存在著盲目向國有企業傾斜、抑制市場化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現象，導致國有企業資源集中、杠桿率較高、經營活力低下和市場經濟主體經營成本高、經營活力得不到有效釋放的“雙輸”局面。

金融業在經濟轉型升級中應發揮積極作用

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金融行業也應當積極創新，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形勢，形成多樣化、多層次的金融產品結構，引導、支撐經濟轉型升級的進程。一方面，金融行業應當主動運用信息技術、大數據技術等新興技術改造傳統業務流程，降低信息不對稱導致風險誤判的概率，形成相對合理的社會融資成本結構，在實現自身轉型發展的同時，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通過眾籌等互聯網金融模式、PPP等金融創新方式和VC、PE等直接融資方式，將更多社會資源配置到具有高發展潛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新興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促進實體經濟的結構轉型，實現補經濟結構短板、補科技創新進步短板、補基礎設施建設短板的目標。另一方面，需要繼續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進程，釋放金融市場主體活力，營造鼓勵金融創新的政策環境，構建完善多層次金融市場服務體系，使實體經濟市場化改革與金融行業市場化改革有效對接，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切實資金支持，進一步增強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動力。

在金融行業積極創新，引導、支撐經濟轉型升級的同時，也應兼顧嚴格控制金融系統性風險目標。各項新興技術的運用和各類金融創新的涌現將使金融行業業務出現不同以往的新特點，原有風險控制模式和監管框架將難以有效管控各類風險問題。綜合化經營的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系也不斷緊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復雜性都將大大提升，金融系統性風險爆發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一方面，金融行業要更新傳統的風險控制模式和流程，在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信息技術提升風險控制效率的同時，要注意綜合化經營條件下的并表管理問題，明確不同類業務之間風險的聯系，實現風險管理的綜合化。另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個全面、高效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形成符合現代金融市場的金融監管結構，解決金融監管真空、監管錯位、監管套利等問題，對各類金融市場進行統一監管，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相配合，促進金融行業的健康持久發展。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導，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

【參考文獻】

①《全面準確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新華網，2014年11月10日。

責編/張寒 美編/王夢雅（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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