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習近平的文藝思想深植于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土壤之中，體現出鮮明的古典詩學特征與詩學智慧，有著堅實的民族文化根基，與我國傳統文藝思想一脈相承。同時，習近平的文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理論聯系，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光輝，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新成果。
【關鍵詞】文藝思想 理論資源 傳統文化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主線，習近平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在這些講話中，重視文藝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重要作用，所涉及的主要內容有：推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改造國人精神世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等等。綜觀習近平有關文藝的具體論述，其中蘊含著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結晶，同時也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使習近平對于文藝的思想認識不僅有著堅實的民族文化根基，也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光輝，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最新成果。
汲取中華傳統文論智慧
習近平對傳統文化尤為重視，2014年10月，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講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在具體論述中，他談到了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為中華民族提供了豐厚滋養”“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華彩篇章”；談到了中華民族強大的“文化創造力”，以及在重大關頭所起到的“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的歷史作用；談到了中華文化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這一強大的凝聚力量。習近平對文化強國作用的認識與其對于作為文化重要形式的文藝的認識是一致的，他認為，“舉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園，都離不開文藝”。習近平的文藝思想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學觀念的思想資源。
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文學藝術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存在，而總是被文人們賦予諸多的任務與使命。在被認為保存著中國最早詩學觀念的《尚書·堯典》中，記載著帝舜與夔論“樂”的文字，“命汝典樂”的直接目的是“教胄子”，也就是使這些身負重任的帝王或貴族子孫們通過音樂的陶染“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如此才能塑造出傳統的理想人格，才能行使邦國治理的大任。這也就意味著，文學藝術在發生之初，就肩負著“教育”的使命。關于這一點，孔子也過有類似的表達。孔鯉兩次“趨而過庭”，孔子都分別交代了學習任務，即“不學詩，無以言”和“不學禮，無以立”，于是孔鯉“退而學詩”“退而學禮”。（《論語·季氏篇》）這一典故成為當時及后世文人們效仿的對象，“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也成為判斷古代男子人格修養的標準。由此可以看出，在這一時期，文藝是個體的人走向社會，成為“社會人”的一座必不可少的橋梁，擔負著“化人”的重任，或者說一個出身高貴的人，必須經過詩禮樂的熏陶之后才是一個完整的人，才能被上層社會所接受。
在此之后，文人們也注意到了文藝在宣泄情感、舒緩壓力方面的功效，亞里士多德將文藝的這種效用稱為“卡塔西斯”，即“凈化”作用，而用我們東方的術語則將之稱為“陶冶”。“凈化”在西方語境中，既可以指創作主體，也可以指欣賞主體。而“陶冶”所針對的則主要是欣賞者，這大概是二者在東西方語境所表現出的不同之處。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開啟了凈化或陶冶的先聲，讓人們首次注意到了文學在育人之外，其實也關涉著創作個體的生命情感。然而這些似乎還是不夠，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將文學的作用和地位提高到了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流傳不朽的盛大事業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唐代白居易則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口號，從寫作內容上將文學與時代和社會現實結合了起來，包含了作者對所處時代的關注，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關切，以及對于文藝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進步的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
正是由于前人對于文藝作用的以上認識，又經唐代韓愈等古文運動家提出的“文以貫道”“文以明道”等思想的過渡，宋代理學家周敦頤最終提出了“文以載道”的主張，至此關于文藝作用的看法，在我國已基本成熟和定型。近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覺醒與民族解放的意識呼之欲出。與之相適應，如何發揮文藝的作用，使之為思想啟蒙服務，就成為許多先進知識分子的革新之途，他們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文藝觀點，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戊戌變法主將之一梁啟超在1902年所提出的“小說界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陳獨秀于1917年所提出的“文學革命論”。兩人的政治理想與思想觀念雖然不同，但在通過文學教育人民、變革社會方面卻有相同之處，可以看成是我國古代“文道”觀在近代的賡續與發展。
習近平的文藝思想深植于中國古代文論的土壤之中，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引用《論語》和《毛詩序》中的話，引用《文心雕龍》中的句子，引用白居易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列舉了黃庭堅等許多古代文人的詩詞歌賦，以及很多的古代諺語、成語、俗語等，以論證文藝與時代和生活的關系，與人民的深厚情懷，文藝的創新精神，文藝如何反映生活，以及文藝的化人、育人等作用，體現出中國古代文論鮮明的文化詩學特征與詩學智慧。這些充分證明，習近平的文藝思想之根、之魂與我國古代文學思想的基本理念一脈相承。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啟迪意義
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是以馬克思主義進入我國為起點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逐步發展起來的。”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存在的前提，我們片刻不能離開或丟掉馬克思主義。時至今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我國的發展已有近百年時間。整個20世紀，我國文藝理論發展的基本軌跡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逐漸占據主體并居于指導地位的過程。事實證明，我們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并在實踐中使之不斷豐富和發展，才能保持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的持久活力。習近平指出：“只有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真正做到了以人民為中心，文藝才能發揮最大正能量。”中共中央宣傳部在組織編寫的《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前言”中認為，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與我們黨的文藝思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為我們留下了大量有關文藝的理論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的觀點，作為以文字為工具的文學，自然也就成為傳達思想、表現情感的重要渠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標志著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趨于成熟的著作，以及馬克思后來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反復申說了這樣一種思想，“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所要表達的這種思想具體到現實社會中，就是“宗教、家庭、國家、法、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由此來看，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意識形態的形式”，在馬克思、恩格斯所發現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框架中，被安置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并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也成為判定是不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標準和出發點。從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神圣家族》中對歐仁·蘇《巴黎的秘密》的創作觀念與創作傾向的分析，《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文藝創作“出發點”的確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中關于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發展關系的論述，以及在《致拉薩爾》的信中關于“藝術真實”“悲劇”等問題的探討，至八九十年代《致敏·考茨基》《致瑪·哈克奈斯》《致保爾·恩斯特》等通信中對于典型的塑造、傾向性與真實性的關系、現實主義、藝術使命等問題的論述與分析來看，馬克思、恩格斯對于文藝創作、文藝思潮、文藝規律的思考與闡釋從沒有停止過，并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思想體系。在這一基本體系中，雖然他們所提出的文藝見解針對的對象不同、研究的問題有別，但他們始終堅守這樣一種文藝信仰，這就是始終把無產階級的“自由”與“解放”放在首位，并希望文藝為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搖旗吶喊。
習近平的文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理論聯系
恩格斯曾經提出文藝創作的“傾向性”概念，他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的文章中提出了文學應該“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和革命的無產者”的看法。接續這一文藝“傾向性”思想的指導，列寧完成了其著名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這一光輝著作，提出了“寫作事業應當成為整個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的觀點。毛澤東同志認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通過對以往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理論繼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更加明確地提出了“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主張，并且認為，做好這種服務“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由此，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命題，即“為什么人的問題”和“如何服務的問題”，便一直成為我們判斷文藝“傾向性”與文藝作品存在價值的重要標桿。新時期之后，我們黨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以及在堅持這一方針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的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精神在文藝工作中的具體落實與表現，非常清楚地論述了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性質與特征，以及社會主義文藝所載負的使命與責任。
習近平的文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著不可分割的理論聯系，如他提出的“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的問題，這與恩格斯的文藝“傾向性”以及列寧和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相關聯；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立足于“全球化”視角，多次談到通過文藝加強各國的認同和理解的問題，這既是全球化時代的必然要求，也與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表達的關于形成一種“世界的文學”的基本主張相吻合；而強調“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的主張則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現實主義方法的創新性運用；在文學批評方面，他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并提出文學批評標準的“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則直接是對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學的、歷史的”標準的繼承與發展；在探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一問題時，他引用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人的論述以深刻闡述社會主義文藝與人民的關系，等等。這些都充分證明：習近平的文藝思想結合我國文藝的現實狀況、現實問題，立足于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繼承前提下的進一步發展，是有關文藝問題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新實踐。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完成近代以來各種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艱巨任務，就在于始終把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并堅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他這樣講了，也這樣做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主任，全國馬列文藝論著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秘書長)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的理論突破研究”（項目編號：15AZW0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年。
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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