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徐曉全，清華大學政治學博士，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

十八屆三中全會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并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標志著我國“第五個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正式被納入黨的治國理政布局。隨著黨治國理政實踐的不斷發展，國家治理現代化日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集中體現，并且越來越展現出諸多不同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

十八大以來，中央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制度改革不斷提高黨的領導能力。一方面推進黨的領導制度創新，通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等完善中央層面領導機制，不斷強化黨的頂層設計能力。中央層面領導機制提高了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及權威性，對于破除改革障礙、加強中央統籌協調能力以及敦促改革落實發揮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過強化原有的領導機構和制度，例如強化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監督責任以及強化黨組工作等，盤活黨的領導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體制優勢。實踐證明，強化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監督執紀能力，對于嚴明黨的政治紀律以及實現全黨意志和行動統一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黨中央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不斷提高黨的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在這一過程中，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地位更加明確，全黨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證。

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顯然與西方現代化道路存在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具有鮮明的“社會中心主義”色彩，其主要特征是經濟領域的市場自由競爭，政治領域的權力分立和政黨輪替，由此導致現代化道路缺乏頂層設計，而且容易受到利益集團綁架，政策具有不穩定性和多變性。而黨的領導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政黨中心主義”色彩，依靠強有力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能夠確保政策的連貫性和權威性，從而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斷發展。事實充分證明，黨的領導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它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證，同時也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區別。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統一為基本特征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1]。十八大以來的，黨始終把完善治理體系和增強治理能力作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著力點。一方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十八大以來，黨強調發揮市場經濟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以及不斷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等等，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設，特別是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做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以法治化為制度化提供保障，致力于把各方面制度優勢轉化為管理國家的效能。以黨的建設為例，十八大以來，一是結合形勢變化和從嚴治黨新要求，先后出臺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等黨內法規；二是根據從嚴治黨經驗和新要求，先后制定了《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黨內法規。這些黨內法規既完善了黨內法規體系，又大大強化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能力。

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統一為基本特征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顯然不同于西方現代化道路。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一個突出特征是以是否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為衡量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它特別強調民主的程序性，具有“制度中心主義”色彩，往往追求程序正義而忽視了實質正義。而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重要體現，治理體系是治理能力的保障，治理能力是治理體系的歸宿，二者構成有機統一的整體，從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鮮明特色。事實充分證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相統一是我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區別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以階段目標與長遠目標相統一為基本路徑 

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012年11月29日，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2]。由此，追求“中國夢”的長遠目標和“兩個一百年”的階段目標，成為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十八大以來，在黨的領導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引領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中，逐漸構建了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戰略目標、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為戰略舉措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并且把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作為引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重在強化黨中央的頂層設計能力，全面依法治國重在為完善治理體系和增強治理能力提供法治化保障，全面從嚴治黨則從根本上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作為階段性目標最終統一于“中國夢”的長遠目標。

以階段目標與長遠目標相統一為基本路徑，這也是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區別。西方現代化道路由于實行競爭性政黨制度，政黨輪流坐莊導致政策具有顯著的多變性和短期性特征。而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堅持階段目標與長遠目標相統一，既注重發展的階段性，以階段性的戰略布局完成短期目標；又注重發展的長遠性，始終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事實充分證明，階段目標與長遠目標相統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路徑，它具有系統性、協調性、全局性和戰略性等特征，使我國的發展戰略既具有可預見的眼前目標，又始終確保發展道路的統一性，從而也構成與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區別。

綜上所述，十八大以來的治國理政實踐充分表明，我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以黨的領導為根本保證，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統一為基本特征，以階段目標與長遠目標相結合為基本路徑，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集中體現，而且也成為區別于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本質特征。

注釋： 

[1]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2014年，第91頁。

[2]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