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近日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法律標準，統一執法尺度。通讀這份《意見》，一個字就能抓住全文的關鍵：嚴，多條規定直指過去打擊電信詐騙上的漏洞。本期“思與辨”就該話題進行討論。

■ 主持人：尹傳剛

■ 嘉 賓：和靜鈞（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劉國強（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張敬偉（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意見》綜合了近年來電信詐騙的特點，具有精準打擊、普遍威懾和常態規范的特點

主持人：在你們看來，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的特點，《意見》有哪些針對性的措施？

和靜鈞：電信網絡詐騙與普通詐騙相比，具有許多新特點。首先它是一類復合性行為，有主體行為，有環境支持行為，還有邊緣刺激性行為，這些行為相互交織。針對這一特征，《意見》重視對關聯犯罪的打擊，以切斷詐騙主體行為鏈，關聯犯罪有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管理義務罪等。其次，電信網絡詐騙得逞，往往是多個第三方明知詐騙行為發生而不制止、不理睬，甚至成為了犯罪利益鏈上的分贓者而造成的。《意見》要求加強對共同犯罪的打擊，對明知詐騙行為發生而不制止等視為詐騙罪的共同犯罪。第三，電信詐騙不易確定管轄權，容易形成“誰都不管”的局面。針對這一特點，《意見》要求“沾邊即管”的地域管轄原則，電信撥打地、發送地、到達地、接受地，犯罪的實施地、預備地、開始地、途經地、結束地，財物實際取得地、藏匿地、轉移地、使用地、銷售地，均作為地域管轄的范圍。

張敬偉：首先，“兩院一部”統一行動，明確了電信網絡詐騙的法律標準，統一了司法執法尺度。《意見》給“互聯網+”時代的現實世界和網絡空間搭上了全覆蓋的法制和法治網絡。 其次，對于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整個詐騙鏈都覆蓋在依法懲戒的范疇內。全面懲處為電信網絡詐騙提供外圍支持的“關聯犯罪”，為首次提出，堪稱《意見》的亮點。

《意見》綜合了近年來電信詐騙的特點，具有精準打擊、普遍威懾和常態規范的特點。

劉國強：鑒于網絡詐騙的復雜性、多主體性，《意見》提出了共同犯罪和主觀故意的綜合判斷標準，認為應當結合被告人的認知能力、既往經歷、行為次數、手段特征、與他人關系、獲利情況、前科情況、接受調查的態度等各方面主客觀因素，綜合分析判斷。其他條款也特別具有針對性，在追繳贓款、削弱犯罪能力等方面都有亮點。

《意見》在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告人量刑時依法就高就重，具有遏止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現實意義

主持人：《意見》規定，對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罪的被告人裁量刑罰，在確定量刑起點、基準刑時，一般應就高選擇。如何評價這樣的規定？

張敬偉：電信網絡詐騙是全球性難題，由于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動及固定互聯網用戶，因而電信網絡詐騙具有多發頻發的特點。相關部門在治理電信網絡詐騙方面，有過很多努力，但由于法制缺位和缺乏綜合治理的合力，造成了治理不到位和懲治不力的尷尬。法網的漏洞缺口以及電線網絡詐騙成本的低下，使得電信網絡犯罪有恃無恐，久之或會形成野蠻生長的失控態勢。《意見》在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告人量刑時依法就高就重，具有遏止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現實意義。非嚴打不足以遏止電信網絡詐騙的歪風，既符合法治精神，也契合公共期待。

劉國強：這體現了從重從快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基本思路。鑒于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猖獗，在明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具體規定的基礎上，在確定量刑起點、基準刑時要求就高選擇，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同時我們還應看到，電信網絡詐騙盛行的原因，恐怕主要還不是因為懲處力度不夠，或是缺乏處罰的法律規范，而主要是在立案查處上就缺乏力度。這與管理和執法部門的協調機制、辦案力量、重視程度等都有關系。如果不能對詐騙案件進行普遍打擊，恐怕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了。

和靜鈞：電信網絡詐騙社會危害性嚴重，依法嚴厲打擊，使民眾能感受到正義的力量。《意見》在犯罪證據與證明環節，支持按照未遂處罰原則處理證據，以減輕證明負擔。如發送詐騙信息數（達到5000條）、撥打詐騙電話數（達到500人次）、網頁瀏覽量（達到5000次）的情形，就是犯罪未遂。為便于統計，《意見》還規定，“反復撥打、發送的”，以累計數據計算；對于數量“難以收集的”，可結合供述等綜合計算，即以部分數量推斷整體。

很多國家都有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高招。依法治理、系統管理、大眾監督、技術手段，值得我國借鑒

主持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是個全球性的難題。國外有哪些做法可資借鑒？

劉國強：國外可借鑒的經驗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通過完備的立法來保障民眾的信息安全，明確各類主體的相應權利和責任。當前世界上制定了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的國家和地區已經超過50個，美國國會1991年通過的《電話消費者保護法》，嚴禁任何人向拒絕來電名單進行推銷和騷擾。第二是完善相應的管理制度，許多國家成立了專門的反網絡詐騙管理機構，或建立完備的個人信用網絡，避免了反詐騙處置上的行政協調不力和扯皮現象。第三是發揮反詐騙的技術優勢。如澳大利亞警方采用數據深挖技術、特征構化技術等預防及打擊電信詐騙。第四是強化對經營機構的規范。遇到網絡和電信詐騙，金融機構和運營商需承擔極大的法律風險，對企業品牌形象和商業信譽也將是致命打擊，這大大提高了企業的經營風險意識，使其在源頭上就加大技術投入，保障客戶利益。

和靜鈞：首先歐美各國都有常設的反電信詐騙聯合執法與宣傳委員會，有預警與檢視機制，隨時向社會發布電信詐騙新動向。

張敬偉：防治電信詐騙，各國無非是立法規范和通過技術手段防范。日本《假冒賬戶存入受害者救濟法》，授權銀行對可疑賬戶進行凍結。此外，還采取技術手段防范電信網絡詐騙，如推出具有強制停止轉賬功能的防詐騙ATM機，如發明防電話詐騙軟件等。美國除了通過《電話消費者保護法》和《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銷侵擾法》來防范電信網絡詐騙，還建立了拒絕來電名單網站。在德國，銀行幫助追回被騙錢款等。

總之，很多國家都有防范電信網絡詐騙的高招。依法治理、系統管理、大眾監督、技術手段，值得我國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