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強調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核心是基于正確地回答了“中華民族從哪里來”的問題。對于革命文化的自信，是不能忘卻黨今天所擁有的執政地位從哪里來。對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抱有自信，實際上是回答了我們今天所從事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前景，即“向哪里去”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歷史進程。有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著名學者曾指出，“一脈相承”或曰“一以貫之”，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就是“接著說”。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講話中正式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對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令人矚目的提法“三個自信”的“接著說”。而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講話中提出的“四個正確”中的“文化正確”，則是對“文化自信”的進一步闡揚。95年來，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波瀾壯闊的奮斗歷史，同樣也是一部注重文化作用、致力文化建設、促進文化發展繁榮的歷史。毛澤東同志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深刻地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1]。鄧小平同志一貫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他認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2]。江澤民同志將“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作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組成部分，他強調，“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建設什么樣的文化，是一個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幟”[3]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說，“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 [4]。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在向著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發展道路上，邁出了更加堅實有力的步伐。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肩負“兩個鞏固”重任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發展好社會主義文藝、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等一系列重要講話、論述，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重要組成部分，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將文化建設的地位與作用上升到“自信”的高度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是習近平同志擔任我們黨總書記職務以來多次強調文化重要性的“水到渠成”，本身就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回應時代期盼的戰略眼光與高度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5]。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三種既有傳承，又各具特征的文化形態的自信，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以問題為導向，以“文化自信”為抓手，深刻回答“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共產黨執政地位從哪里來”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向哪里去”的深謀遠慮。

堅定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信，回答好中華民族從哪里來問題

確立社會主義制度，用消滅了人剝削人的新生產關系取代舊生產關系，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于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然而，這樣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如何看待文化繼承問題，則并非每一個人都能一下子作出正確的判斷。20世紀20年代初的俄國，正處在從風雨如晦走向充滿光明的歷史轉折點上。俄共（布）在意識形態領域所承擔的，是肅清以波格丹諾夫為主要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極左流毒的歷史重任。在波格丹諾夫那里，對于整個世界他都“用無情的階級劃分這把刀來一刀切”[6] ，分不清人類流傳下來的文明中哪些具有階級性、哪些不具有階級性——波格丹諾夫們甚至不知道那些有階級性的知識亦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經典作家列寧針對波格丹諾夫的極左觀點，撰文《青年團的任務》告誡青年“共產主義是從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方面的典范”[7]，同時，“只有了解人類創造的一切財富以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為共產主義者”[8]。1956年我國對傳統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時，毛澤東同志也曾指出，“我們民族好的東西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9]?？梢姡R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雖為不同經濟基礎決定的兩種相異的思想上層建筑，然而二者的關系并非“冰炭不可同爐”，在今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更多地體現為一種“借鑒與超越”的關系。當然，我們黨的領導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是鮮明的，一貫強調的是要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這就使得我們正在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近年來少數極端儒學保守主義者的某些拔高之論，甚至提出的“以儒治國”“儒化中國”的錯誤主張劃清了根本性的界限。前些年社會上出現“國學熱”，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國學的原本內涵，將國學當做一個筐，把諸如裹小腳、辮子戲、鄉紳等封建糟粕統統塞進這個筐里，使得“國學熱”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場消費主義的集體狂歡。用這樣一種不負責任的學風對待傳統文化，歸根結底是對其污名而非相反。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10]換而言之，只有堅持兩分法，辯證地對待中華民族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擇善而從、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才能凸顯并傳承下來，國學也才能在健康的軌道上得以繼續發展。

今天，我們強調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核心是基于正確地回答了“中華民族從哪里來”的問題。這一回答包含了三個方面：

一是今天我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思想資源，最根本的是要堅持以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我國政治話語體系中，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實事求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會”、江澤民同志提出的“與時俱進”、胡錦濤同志提出的“和諧社會”，都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既有話語進行當代闡釋，賦予馬克思主義價值內涵的成果。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后，特別重視在全社會弘揚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僅2014年，總書記就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考察北京大學以及北京市海淀區民族小學等多個場合，闡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性，并指出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世界文明有益成果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三個來源。此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還滋養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倳浽泴⒅腥A優秀傳統文化簡練地概括為“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十八個字。以政治學的眼光來看，在這一概括中，仁愛、民本、誠信是價值理念，正義、和合是治理目標，大同是社會理想。這十八個字的概括，對外可以彰顯我國文化軟實力，對內能夠給予今天我們治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全新的社會以重要啟示。

二是堅定不移維護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能夠正確指引“家在何方”。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是我們對歷史和人民的莊嚴承諾。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都必將遭到全體中國人民堅決反對。”[11]當前，“一國兩制”這項基本國策的實踐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這其中極為重要的一條，就是無論是對港澳工作，還是對臺工作，“一國”都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人心的回歸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回歸，這一方面要靠祖國的繁榮與強大，另一方面也要靠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國家與民族感情的紐帶，把中華大家園共同體意識培養好，把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好。

三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畫出最大的同心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夢意味著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12]。今天，我們黨領導偉大事業、偉大工程、偉大斗爭，擁有一位堅強的領導核心與團結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奮斗是密不可分的力量來源。“中國夢”作為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重要理論創新成果之一，一個顯著的理論特征就是體現了“公約數”“同心圓”意識。在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形成國家、社會和公民的共同理想追求、價值取向，畫出同心圓是最科學、最有效的方法。這個圓的圓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圓的半徑，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個圓的面積，就是這個民族精神能夠起到的顯著功效。

堅定對革命文化的自信，回答好黨的執政地位從哪里來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這四年多時間，意識形態領域發生的可喜變化可謂“換了人間”。意圖“謠翻中國”的某些大V受到了黨紀或法律的懲處，打著“揭秘歷史真相”旗號招搖過市的微博與微信公眾號數量大幅減少，“歷史發明家”在紙媒和網媒詆毀革命先輩、攻擊黨史國史軍史已然付出代價。一言以蔽之，守護革命文化、反擊歷史虛無主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終于使得我國輿論環境特別是互聯網輿論環境變得清朗起來。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后一篇重要的評論文章指出，確立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屆黨中央“做了許多過去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13]。筆者認為，我國思想輿論領域“黑色地帶”與“紅色地帶”的勢力范圍正在一消一長，歷史與現實告訴我們，“黑色地帶”與“紅色地帶”攻防之戰最激烈的焦點，就是“告別革命”還是“致敬革命”，取消還是守護革命文化。“后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丹尼爾•貝爾有一句頗具洞見的名言——“真正的問題都出現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時，世俗世界將重新侵犯人的意識”[14]。在丹尼爾•貝爾所言的革命后的歲月里，倘若革命文化自我退卻，與之相對的文化形態就必然會占領意識形態的空間。另一位“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雅克•德里達無不心酸地說，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處于最低谷時，人們搶購反馬克思主義著作——弗朗西斯•福山的那本《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就像是戰爭爆發的謠傳剛開始流行時，人們搶購當時貨架上所有的食糖與黃油一樣”[15]，講的就是這個道理?？v觀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歷史，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黨的革命歷史、對待革命領袖，歷史給予其回報是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蓬勃向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而前蘇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大肆否定黨的歷史、污蔑黨的領袖，最終釀成了社會主義蘇聯黨垮臺國解體這樣一場對世界歷史進程產生重要負面影響、使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解放事業遭受巨大挫折的空前災難。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這兩相比較后得出的結論，多么的發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