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風險源不斷增加的現代社會，推動大城市發展必須把妥善應對各種治理風險作為一項前置性工作。

近期《中原城市群發展規劃》的落地，標志著我國初步勾勒出七大城市群的發展格局。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在一個不確定因素日益增多、風險源不斷增加的現代社會，推動大城市發展必須把妥善應對各種治理風險作為一項前置性工作。喪失風險應對的警覺，將給大城市治理留下巨大隱患。而要做好風險治理，前提是要做到預警在先，明晰潛在的風險點。

大城市需要保持警覺的治理風險

結合世界其他國家大城市的發展經驗和中國目前城鎮化的現實演進特征可以發現，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大城市存在諸多需要保持警覺的治理風險。

人口規模化聚集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是大城市治理所面臨的直接挑戰。城市本身就具備汲取公共資源的優勢。大城市在這方面的優勢將更加明顯，它會以強勁的吸引力大量吸引國內外各層次的人口不斷涌入。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各大城市群中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化程度必將迅速上升。人口的規模化聚集將對城市治理產生非常直觀的挑戰，因人口聚集而衍生的治理壓力不容小覷。這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流動人口的管理服務：如何全面準確掌握流動人口在城市的日常生產生活動態、如何合理保障流動人口在城市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二是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的融洽共處：不少大城市的現有公共資源在滿足本地人口需求上已經捉襟見肘，再要供給不斷增長的外來人口必將勉為其難。但不供給又是不可能的。對此，若處理不好，將會使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的關系高度緊張。三是社會階層結構的固化：高端人口比例偏低，低端人口比例較高、中等階層群體弱小的“金字塔”人口結構在一些大城市發展初期不會輕易改變。這種階層結構不利于社會穩定，極易引發社會矛盾。這些都是人口規模化聚集給大城市治理帶來的直接挑戰。

轉型升級的陣痛使多種社會問題相互交織并成為大城市治理的棘手難題。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領頭羊”，大城市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為未來的城市發展奠定扎實基礎。但是，轉型升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會一路凱歌，而會伴生經濟增速放緩、失業人口增加、貧困人口增多、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生存生活成本上升等一系列問題。一旦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必將對城市居民的心理情緒產生影響，甚至產生不良情緒。同時，大城市的轉型發展還會夾雜延續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所附帶的城市交通擁堵、垃圾廢棄物總量無法減少、人居環境惡化等“城市病”。以城市交通治理為例，現在幾乎每個城市都面臨“堵”的問題，大城市的窘狀更為突出。實際上，城市交通擁堵問題不完全是因為車流量的增多，而是同產業布局、城市生產生活的空間結構布局、路網設計等諸多問題交織在一起的。而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這些問題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而且問題一旦產生，也不會在短期內就能迅速解決。

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大城市成為公眾訴求表達行動的爆發地，給既有的社會秩序維系機制帶來嚴重沖擊。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迅速發展，特別是論壇、博客、微博、微信、搜索引擎和移動客戶端等具有思想傳播和社會動員功能的廣泛應用，已成為大城市治理所面臨的“最大變量”和世界性難題。目前，中國網民結構正在向總人口的結構還原，貧富差距、教育醫療、權益糾紛、官民關系等問題成為城市輿情的重要來源。基于網絡技術的支撐，城市居民利用網絡結社、表達訴求、社會動員的意愿和能力必將大大提高。而大城市因其信息流動快、人口密度大、傳播效應明顯等特征，成為互聯網的主要聚集地。事實上，在大城市治理中，互聯網的“雙刃劍”效應日漸凸顯。一方面，其積極功能、正面作用不容否認；另一方面，其面臨的問題也前所未有、不可小視。比如，一些大城市治理雖然注重充分發揮互聯網的積極作用，但主要是“+互聯網”，而不是“互聯網+”，“左手一只雞、右手一只鴨”的情況還比較明顯。實際上，不管在意不在意，城市治理中的諸多問題都會在網絡上呈現，也可能借助網絡而釀成集體行動。因此，必須正視這種變化，充分認識到網絡這把“雙刃劍”，用得好就能成為凝聚治理共識、促進和諧的助手，用得不好就會成為影響城市穩定的禍首。

大城市治理的考量

各類非常規社會風險將高發、頻發，治理風險將明顯增多。大城市的一個鮮明特征就是人流、信息流、物流高度密集、不斷匯集、迅速擴散，從而使各種風險源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給大城市治理帶來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也帶來諸多非常規社會風險。事實上，各種調研口徑的數據已經表明，金融風險、流行病爆發等非常規社會風險已經開始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給大城市治理的風險預防、識別帶來了諸多不確定因素。面對這些風險，大城市要在做好客觀研判、精準把握的基礎上，努力做好預治理工作。但是，客觀而言，大城市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精力和條件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面面俱到，而要根據面臨的風險和現實挑戰，抓住重點問題，形成有效突破。比如，以革新理念為基點，解決大城市治理的戰略定位問題。總體上看，對大城市治理的考量要上升到城市整體發展的戰略高度，將其同大城市發展的戰略目標聯系起來。特別是要看到大城市治理不僅僅是治理技術的更新換代和優化升級，而且涉及對傳統城市管理體系及其慣性思維的革新。比如，將大城市治理同產業布局、城市規劃、舊城改造、新城建設、教育資源分布、民生工程建設、公共服務等問題一并統籌考慮，特別是要科學謀劃重大工程、重點產業項目與居民工作生活之間的時空距離，減少治理成本。

以優化人口管理服務為焦點，解決大城市治理的社會基礎問題。只有妥善解決了對人的服務問題，才能為城市治理奠定良好的社會基礎。在這個過程中，重點是消除“經濟上吸納”和“社會上排斥”的雙重態度，倡導“落地為民”的理念，構建以需求為導向的多層次人口管理服務體系，充分了解居民的實際服務需求，打通人口管理服務中的“供給—需求”鏈。

以應對突發性風險為關鍵點，解決大城市治理的盲點問題。把突發性風險治理作為一個永恒的重點，形成及時、有效的突發性風險提取與反饋機制，準確判斷風險來源與擴散路徑，特別是要解決應急管理機構之間的溝通問題，實現信息共享和應急協作。根據特大城市風險分布的特征，構建以政府管控為主導、多部門、多元力量參與的應急聯動體系，形成政府公共應急、社會公益應急、市場化配合應急的強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