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2014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首次將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后，京津冀三地相互融合、協同發展，不斷在多個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2017年正值這一重大戰略實施三周年，既是我們階段性總結經驗和實踐成果的時間節點，也是將京津冀協同發展繼續推向深入的新起點。為此，本報將連續兩期推出京津冀協同發展三周年紀念專題理論文章，邀請多位專家學者就此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分析發展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提供意見建議，為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獻計獻策。

三地全面行動 協同發展取得實效

在“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京津冀協同發展三大國家戰略中，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是啟動最早，也是成果特別顯著的一個。三年間，京津冀全面行動，協同發展，取得了很多積極的成績，概要來說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三地各級省區縣政府在行動，在認識上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積極協同對接，簽訂多個合作協議，形成一批落地項目。春節剛過，通州、武清、廊坊就簽署了“通武廊戰略合作發展框架協議”。二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在行動。自2014年至2016年12月，三地跨省市聯盟達到80多個，各個產業及各領域的市場主體行動起來，在尋找商機和機遇的同時，三地之間相互投資加大，促使生產要素的流動不斷加快。三是在協同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很多平臺，其中有共建平臺，有承接平臺，還有一些如大數據中心等無形的平臺。政府、企業、平臺三個層面全面行動為區域發展注入了生機和活力，使得京津冀區域形成了全新的發展格局，也成為國內乃至國際上最為關注的地區之一。

三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實施成效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一是在擴大環境容量生態空間方面，三地在水資源保護、生態保護和環境治理方面投入并采取了系列聯動措施，雖然距離治理目標還有一定差距，但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共同治理機制已初步建立。在這個過程中，河北作為整個區域的生態涵養區做出了重要貢獻。二是在交通方面，區域經濟的一體化交通必須先行，交通的暢通才能帶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暢通，也是整個經濟的動脈。過去京津冀地區整體交通存在很多“斷頭路”，帶來諸多不便。針對這個問題，三地聯合行動，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就打通了大部分“斷頭路”，使得在京津冀地區1400多公里的交通干線得以暢通，網絡交通的雛形基本形成。三是在產業互補方面，包括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有序疏解、河北的產業承接、天津先進制造研發基地的功能拓展，立足各自比較優勢和現代產業分工要求在產業與對接、協作合作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同時，科技成果的轉化和人才的流動機制也正在形成，北京外來人口增幅的有效控制，在緩解了城市擁堵和大城市病方面初見成效。很多共建的產業園區和合作平臺，使各類專業人才在更大范圍內發揮才智，產業也在更大范圍布局和調整。四是在突破體制機制障礙方面已經破冰，例如突破了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一些壁壘，職稱評定認定、養老醫療等方面開啟一體化進程等，未來在體制機制方面的突破會更大。

創新協同形式 放大“協同效應”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在京津冀三地的各類戰略規劃和研討中較多地關注和強調轉移與承接效應，并對首都產業轉移和功能疏解抱很高的期望，而對協同效應重視不夠。

轉移效應是通過資源和要素在更大范圍的流轉和再配置實現的，其結果將提升產業水平并釋放出更大的效益，首都功能疏解和部分產業外移并在津冀等地“落地”無疑會帶來更優的配置效率，這也是京津冀產業優勢互補的必然要求。而協同效應則指要素不流轉或較少流轉情況下的再配置，它是一種“1+1>2”的效率，是協同各方共同發力和能量釋放的過程，在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可做。

首都功能疏解和產業轉移承接多為存量調整，轉移中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是有成本的，且涉及各方的益損得失，因而實施起來會有一定時滯和難度。比如，北京部分制造業和商貿批發的外移會遇到在崗工人的安置和再就業以及承接地環境再造的問題，平穩地處理好相關問題需要時間和創造一些新的條件。而協同是將各方隱性資源激活，是一種使各方共同發力釋放的共贏效應，比之產業轉移，它的釋放點更多、可拓展的領域和切入的空間更大，因而更易操作和實施，效果也更直接更明顯。

比如，為優化京津冀區域港口的分工和布局，天津港集團與河北港口集團共同出資組建了渤海津冀港口投資發展公司；為推進都市密集地區機場功能互補，天津第二機場航站樓開辟了京津機場快速通道。這種港口對接、機場互通并不需要大規模移動要素，對各方來說也不需要作益損補償，既便捷又利于操作。又如，三地商務部門共同制定了“市場一體化進程合作和商務行動方案”，打造法制化營商環境、建立舉報投訴合作處理機制，開展跨地域執法協作。在口岸一體化建設方面，三地企業自主選擇報關報檢、納稅和貨物驗放地點，構建統一的商品通關業務模式。這種互聯互通所釋放出的協同效應使各方都受益。作足并放大協同效應，應尋找協同切入點和著力點，創新協同形式，推進實質性協同合作。

值得重視的是，近三年來京津冀三方簽署了十余項合作協議，在協同發展方面推出了一些全新的舉措并構建了一批共建的平臺。推進這些平臺良性發展，需要本著改革創新的精神探索三方共建、共管、共同發展和共享收益的新思維、新形式、新機制。

協同是篇“大文章”，三地在協作中加快區域統合和一體化進程，如統一資本準入，包括招商引資政策、項目用地、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統一產品準入，包括各種資質、認證和產品質量安全標準等；統一開放政策，包括金融、醫療、旅游等全域開放；統一市場監管，包括監管體系、信息平臺、社會征信體系等。

（周立群，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