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具開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可以作為全世界的公共思想產品——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出版）一書中，在繼續強調勢力平衡原則的同時，也強調國內政治合法性對國際秩序的重要性。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和國際法的主導原則就是主權平等，國家間政治成為國際關系的核心問題。在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家漢斯·摩根索看來，國家間的政治無非就是強權政治，爭奪權力、增加權力和炫耀權力是國際關系的常態，“強權即真理”成為國際社會的通用法則。美國著名外交家亨利·基辛格認為，自1648年以來，國際社會中的主導秩序就是勢力平衡。

■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的理解，正在從“國際社會”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轉變

近現代以來的五百年也是國家間戰爭與革命的五百年。一方面，西方列強在勢力平衡的秩序下不斷展開爭權奪利的戰爭，甚至爆發了給整個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世界大戰；另一方面，在戰爭的洗禮下，被壓迫國家和民族實現了政治覺醒，掀起了民族獨立革命運動，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通過走革命道路實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然而，無論是歐美列強之間的世界戰爭，還是民族獨立國家的社會革命，都沒有根本改變近現代西方確立的“國際社會”，僅僅是通過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等一系列國際管制機構維持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穩定。

真正推動國際社會發生革命性變化的是二戰后波濤洶涌的全球化浪潮、如火如荼的信息技術革命。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圍內釋放了資本、技術、信息、勞動、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不僅生產方式全球化了，生活方式也全球化了，整個世界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以互聯網為載體的信息化浪潮更是將整個世界聯結在一起，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資本流動異?；钴S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整個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命運共同體。

面對當今世界的新形勢，即便是最堅定的現實主義者亨利·基辛格也開始意識到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一書中，基辛格在繼續強調勢力平衡原則的同時，也強調國內政治合法性對國際秩序的重要性，認為除了歐美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傳統外，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法統對未來世界秩序也十分重要。 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的理解正在從“國際社會”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轉變，相比“國際社會”，“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具開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它在尊重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等國際關系準則基礎上，強調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提倡正確義利觀，倡導親、誠、惠、容等周邊外交新理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倡導建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倡導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合作構建“一帶一路”，等等。中國對世界的看法正在從歐美主導的“國際社會觀”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觀”，這為中國外交和公共外交開辟了新的廣闊空間。

■正確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在于準確把握兩個關鍵詞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做了系統的闡述，認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這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聯合國舞臺上系統闡述中國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解，標志著中國外交上實現了從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轉變。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人對當今世界的一種深刻理解，體現著中華文明的獨特視角和思維方式，是中國智慧的集中釋放，體現了中國人處理對外事務的獨特方式，是中國智慧的產物，也是對整個人類的重要貢獻，完全可以成為全世界的公共思想產品。正確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在于準確把握共同體和人類命運這兩個關鍵詞。

其一，共同體不同于社會。德國社會學家費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認為，共同體要么是建立在自然基礎之上的群體（比如家族、宗族等），這些群體依靠自然的血緣關系聯結在一起；要么是在歷史上形成的自然聯合體（比如村莊、城市）或思想聯合體（朋友、師徒等關系），所有這些共同體的共性特點在于它們建立在有關人員本能的或者習慣性的共同記憶之上，是一種十分緊密的聯合體。相比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社會則是一種人為建構的聯合體，比如商品社會、國際社會等，社會依靠一種人為的機制比如階級關系、族群關系、暴力關系等得以維系。滕尼斯的看法對我們理解共同體具有很大啟發，根據滕尼斯的理論，“人類命運共同體”主要是一種自然的產物，比如全球化、信息化等客觀歷史發展進程為整個世界提供了互聯互通的基本條件，創造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實基礎，這一條件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抓住了當今世界共同發展的新趨勢，這一趨勢代表著整個人類的未來，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政黨甚至每一個人都必須順應這一世界潮流，主動融入全球共同體的大循環中，在順應世界潮流的基礎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意味著開辟了中國外交的新空間，中國外交不僅要服務于國際社會的需要，也要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需要。

其二，人類命運不同于片面的國家命運，更強調人類作為一個整體的命運。冷戰結束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面對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爆發的問題，每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不是否認當今世界存在的各種矛盾，而是強調即便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矛盾，也不可回避人類存在著共同利益，倡導要采取包容、開放、共贏的思維來聚同化異，實現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之大端。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強調某一個黨的命運，也不是僅僅強調某一個國家的命運，而是強調人類“地球村”的整體命運，只有人類整體命運得到保證，才會有具體國家、政黨和個人的美好前景。這一認識站在了人類歷史的高度，作為指導中國外交的理念，無疑為中國外交開辟了無限廣闊的空間。

“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著和平、發展、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是新時期中國智慧對世界的一個重要貢獻，是中國方案的代表，本質上也是一種人類社會的公共思想產品，是順應世界發展潮流的，有著光明的前途。今后，中國要自信地向世界傳播這一新理念，將之作為中國外交的一面旗幟，推動中國外交和公共外交開辟新局面。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