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貴陽：“互聯網+”開啟社區網格化治理新模式

貴州省貴陽市白云區鋁興社區不斷理清思路，以“三個零七個好”為目標，突出“創新”思維，以黨建為引領，以服務為根本，以大數據為手段，逐步深化網格化管理，全面開啟社區大數據治理新模式。

社區大數據指揮平臺成為“調度室”。鋁興社區在原有的民生“110”調度指揮中心基礎上，建立社區“社會和云”平臺調度指揮中心。

網格員管理機制曬出 “排行榜”。鋁興社區制定了《鋁興社區網格員實戰操作手冊》，將大數據的運用作為網格員培訓教材的重點；修訂完善了全天候星級網格化服務《鋁興社區“一警兩員”績效考核辦法》《鋁興社區網格員星級評定辦法》等制度，每周對擴展居民微信群的規模、如何幫助居民開展電商、筑城微治的處置情況等進行排名，每月對網格工作站進行一次考核，每季度開展一次網格員“七清七掌握”評定，并將排名結果公布在社區微信群中，切實提高網格員工作效率及水平。

網格現有資源打造志愿“云服務隊”。鋁興社區通過以發起志愿項目的形式在“志愿貴陽”網站發起志愿項目、招募志愿者。社區每個網格“一警兩員”，發動網格內居民，將網格內平安網格守護隊、平安網格巡邏隊、平安網格組的成員注冊成為“鋁興社區學雷鋒志愿服務團隊”的成員，并加入社區發起的志愿活動中，開展志愿服務活動。

社區微政務平臺共建 “朋友圈”。建立社區—居委會（黨支部）—網格—院落（樓棟）四級微政務平臺，實現服務的全方面、全天候、全覆蓋。居民只需要掃二維碼，關注社區微政務平臺，便可享受社區便捷的大數據服務。

上海長寧：“互聯網+”拓寬公眾參與社區治理通道

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互聯網+”已逐漸融入人們的生活，遍布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以及各個領域，給人們帶來便捷和高效的生活。上海市長寧區周家橋街道仁恒河濱花園居委會結合社區服務工作，以“互聯網+”開啟社區治理微時代，運用“互聯網+”開通三條民生服務通道，打開解決居民急難愁問題的“訴求通道”。傳統的社區治理模式，工作往往是單向性的、單點性的、單時性的，經常會出現“敲不開門、說不上話”的尷尬狀況。究其原因，一是居民與居委會工作時間的重疊，無法保障居民及時聯系居委會尋求幫助或是解決困難；二是溝通渠道少，架在居民與居委會之間的橋梁較少，導致出現社區居民參與面不廣等一系列問題。但如今有了互聯網，針對居民的急難愁問題，可直接通過新媒體平臺掌上找尋幫助，街道、居委會、物業以及各事務中心的相關工作人員不受地域、時間、空間的限制，隨時隨地在手機上就能解決社區居民的困擾，實現政府部門和居民的零距離對接。而對于各部門來說，“互聯網+”促成了部門間的“跨界共享”，增強了相互了解，在工作上形成了合力。

打開反映社情民意的“議事通道”。居委會通過有效地運用“互聯網+”，開通社情民意的“議事通道”。在面對一些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等問題上，居民若有意見和建議，可以直接放在新媒體上討論，將小區內的不文明現象、矛盾糾紛、安全隱患等反饋到新媒體上，居委會加強與物業、業委會等部門的協調，及時解決，有效維護居民的權益。而且通過“互聯網+”吸引不少居民為社區治理出謀劃策，在社區形成了社區事務多方參與、協商共治的社區治理新格局。

打開社區居民互動參與的“自治通道”。針對社區治理分類而治，部分小區存在組織人員難、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不高、一些外國居民對居委會的工作方式認可度低的狀況，在日常的社區工作中，將新媒體作為社區活動的動員手段，擴大社區活動參與規模，提升社區融洽氛圍，有效開通社區居民互動參與的“自治通道”，通過新媒體平臺招募活動志愿者，團隊負責人以及居民骨干組成線上自治管理平臺，形成線上“1+2+N”的自治模式，即一個“五位一體”工作聯絡群，整合黨支部、居委會、業委會、物業、社區民警線上共議小區事；兩個由兩委班子成員組成的黨支部黨員群和居委會工作群；N個以文化、志愿、服務組成的多種工作聯絡群，負責社區活動的各個程序。居委會加強對這些在新媒體平臺上的自治團體進行線上宣傳指導，通過“互聯網+”平臺線上線下提升社區居民主人翁意識，增強居民參與意識和社區認同感。

海南海口：“互聯網+”開啟便民服務“微”模式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東方洋社區結合日常工作、生活的實際情況，建立了微信服務平臺，社區充分利用該平臺，傳播及時、有效、多元化的信息和服務，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質量，優化了社區治理模式，增強了社區凝聚力，進一步提升了基層社區服務群眾的水平，促進社區文明和諧。

建立完善微信服務平臺匯聚小社區大力量。微信公眾平臺建立以來，東方洋社區利用微信平臺，大力宣傳“雙創”知識、志愿服務理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各級道德模范及身邊好人事跡，積極在網絡上開展精神文明建設，為社區志愿服務工作營造良好氛圍。社區還將志愿服務工作站的組織機構、服務流程和相關職責制度通過微信平臺進行公開，方便居民群眾了解；有志愿服務需求的居民，只需通過微信提交申請人姓名等相關信息，社區志愿服務工作站便會及時安排專人與其對接；已注冊的社區志愿者則可以通過微信平臺，隨時掌握社區志愿服務工作的動態信息，增強志愿者隊伍的凝聚力、向心力。

微信與社會治理相融合開啟便民服務新模式。東方洋社區積極探索互聯網與社會治理相融合的服務模式轉型之路，加快“智慧社區”建設，把“由民做主”服務模式搬到智慧社區O2O服務平臺，居民可以直接通過手機客戶端將自己的意見、建議、疑問等反饋到公眾平臺上，社區通過平臺受理群眾訴求，解決民生實事問題，暢通群眾訴求表達渠道。同時，通過在線交流，打破傳統民智匯集的渠道、環境、人情、時間瓶頸，形成及時廣泛、快速便捷的多元民主監督、民主決策平臺，有效激發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的熱情。

典型宣傳激發社區居民傳遞正能量熱情。社區充分利用微信平臺，每日定時定量發布發生在身邊的“海口好人”平凡故事，為網友送上一份“好人”的心靈雞湯，傳播身邊凡人善舉，并在平臺上公布推薦電話、郵箱等推薦方式，長期接受群眾推薦線索。居民可以隨時隨地獲取到好人事跡，通過微信轉發好人事跡、發表個人點評和點贊好人精神，匯聚好人正能量，引發學好人、做好人的熱潮，使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的引領示范作用得到進一步彰顯。用身邊好人引導和發動廣大黨員干部群眾崇德向善、明禮知恥，有效提高了居民參與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的積極性和社區歸屬感。

各地以“互聯網+”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實踐啟示

借鑒已有相關理論研究，以及結合各地實踐，在上述地區以“互聯網+”推進基層治理創新的背后，有五個重要的經驗值得各級各地進行參考和借鑒。這五個方面的經驗，同時也是真正實現依托互聯網信息技術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現代化的關鍵。

將平臺建設與頂層設計相結合，是實現資源有效整合的根本前提。與傳統的社會管理不同，社會治理尤其是現代意義下的社會治理，是需要社會各方協同參與的一個過程，而從各地實踐來看，網格化將成為當前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形式、重要環節。但是應注意的是，網格化是一項跨度大、覆蓋面廣、時效性強的系統工程，涉及了傳統管理模式下的多個部門在理念和方式方法上的轉型。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充分整合資源和力量，決定了網格化能否真正發揮自身應有的作用，也進一步決定了從頂層設計層面做好統一規劃的重要性。為此，在“以互聯網+”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要有全局層面的統一規劃和部署，并在此基礎上建立統一的政務服務數據平臺，如電子政務系統平臺、數字社區系統平臺、智慧城市系統平臺等等，從而實現各級政府和相關組織所建立的各種應用系統平臺的集成和整合。

立足社會公眾的現實需求，是有序推進基層治理創新的必要條件。將互聯網思維運用到基層治理體系創新過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實現“互動、聯通和網絡”，其本質映襯著善治理念所包含的開放、透明、互動等要素。有專家指出，事實上，通過“互聯網+”改進社會治理方式，亦是運用了“去中介化”模式，切實打通了與群眾直接溝通的渠道，讓社會公眾充分參與管理社會事務，實現議事過程的公開透明，同時這也符合“羅伯特議事規則”。目前，很多地方基層治理工作較之前更加難以有效開展，其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公眾對政務公開透明等方面的需求不斷提升。正因此，依托互聯網思維開展治理創新，應抓住提高政府部門滿足群眾各種需求的能力，以此來提升群眾對公共部門的“信任度”。

圍繞信息的利用和共享進行機制設計，是提高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支撐。現代意義下的社會治理，旨在通過政府、市場、社會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形成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依存關系，實現個人、單位、社區和政府的共管共治、共建共享。為此，在互聯網信息化時代背景下，隨著相關政務服務平臺的構建，政府部門應該對市民、企業、社會實行有選擇性、有針對性的數據開放。與此同時，在基層尤其是社區治理層面，為了能夠把居民和有關單位組織起來，實現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轉變，以及自我運轉和自我管理，必須建立相關的激勵機制，如在一些基礎數據的采集過程中，通過采取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獎勵等。依托基層社區居民特別是社區內社會組織對其所負責或居住的轄區內的基礎數據進行動態更新和監督，這同時也可以彌補政府數據采集的局限性。當然，在多元主體參與采集數據的同時，有必要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以約束數據采集主體的行為，形成良好的信息安全環境。

提高政府部門數據甄別和篩選能力，是切實改善治理質量的重要基礎。身處互聯網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各類數據和信息幾何數級增長的時代，各級政府部門在享受大數據所帶來的充足資源的同時，也要客觀地認識大數據、科學地利用大數據。很多研究成果表明，數據本身是存在缺陷的，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人人都有手機，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數據的接受者、消費者和傳播者，有些數據本身就是錯誤的，有些數據相互之間存在沖突，在使用數據時這些錯誤的或沖突的數據就會成為‘數據噪聲’，干擾分析和決斷”。面對這一現實情況，一方面，政府部門必須提高數據的甄別、篩選能力，要有效改進數據統計、分析的方法和技術，尤其是加快推進對數據監測、數據檢測和有關修復技術的系統性研究，為提高數據搜集和數據利用的質量提供技術保障；另一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各級干部的考核體系，將數據造假和統計的違法行為納入考核指標，予以嚴懲。

培育和弘揚優秀的數據治理文化，是提高治理能力智慧化水平的重要保障。所謂數據文化，是指用客觀數據說話的一種文化，它尊重事實、強調理性、要求精確。在此前的研究中我們指出，開放性雖為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原動力，但同時也增加了信息發布與傳播的監管難度，加之主體之間沒有在網絡道義職責的基礎上形成網絡公共秩序，引發“劣質虛假信息漫天亂舞”“網絡無序”等問題。因此，對于參與社會治理的各方主體，應該加快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形成大數據思維，建立起用數據來說話、用數據來管理、用數據來決策、用數據來創新的數據文化和數據理念。對于各級黨委政府，則要在實踐中創造有利的條件，積極開展“互聯網+”文化的實踐創新并不斷拓展其社會功能，以此為推進基層治理能力的智慧化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

【執筆：人民智庫研究員 王禮鵬】

（資料來源：人民網、共產黨員網、中國文明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