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特朗普在具體經濟政策措施上存在著不確定性，但從其競選期間的言論以及上臺后不久采取的措施看，其基本經濟政策的走向應該是明朗的。特朗普的政策核心是所謂“美國優先”“美國第一”，即不管現行的國際體系規則和國內的現有條件，力推他認為對美國有利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重振美國所謂的“偉大”。特朗普的國內經濟政策轉向并非全盤否定基本的自由市場理念。他試圖實施的是一種“新干預主義”，其內涵是遵循實用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原則有選擇地干預經濟生活，同時又有選擇地推進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把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政府的干預結合起來。特朗普的“新干預主義”是有選擇的干預。
【關鍵詞】特朗普 經濟政策 自由主義 國際體系規則 “新干預主義”
【中圖分類號】 F1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6.002
徐明棋，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經濟理論、國際金融體系和市場結構、外匯理論。主要著作有《國際金融》《市場深化中的金融重構——國際性金融變革的比較研究與啟示》《當代世界經濟與政治》《浴火重生——入世后中國金融結構的變革》等。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媒體紛紛根據他在競選期間的口號及上臺后采取的一些政策，對美國經濟政策走向進行了很多猜測。有人認為特朗普的政策意味著全球化的逆轉，新自由主義思潮的終結①，也有人認為是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終結②，有些悲觀者甚至將特朗普當選看作是二戰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終結③。不過也有人從反面認為特朗普的政策將削弱美國，將是美國世紀的終結④?？傊?，特朗普上臺將帶來美國經濟政策的大轉向，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如何看待其將采取的政策以及對世界和中國的影響，目前也眾說紛紜。本文試圖分析特朗普經濟政策轉型的內涵與本質，探討它對未來美國、世界以及中國經濟的影響，力圖客觀地勾畫出特朗普經濟政策轉型所隱含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走向以及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
特朗普經濟政策在哪些方面轉了向？
雖然特朗普在具體經濟政策措施上存在著不確定性，但從其競選期間的言論以及上臺后不久采取的措施看，其基本經濟政策的走向應該是明朗的。特朗普的政策核心是所謂“美國優先”“美國第一”，即不 管現行的國際體系規則和國內的現有條件，力推他認為對美國有利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重振美國所謂的“偉大”。而他對“偉大”和經濟實力的解讀是重商主義的，那就是制造業和基礎設施等傳統和軍工、國防業。這不僅與他本人從事的房地產業相關，也與他代表的是傳統產業資本集團的利益直接相關。他的政策調整和轉向是以此為核心展開的。
第一，國際經濟政策從自由貿易轉向保護主義。這是特朗普最重要的經濟政策轉向。特朗普將改變美國長期以來基本上是維護其在二次大戰后構建的自由貿易體制和遵行自由貿易原則的傳統，轉向以“對等、公平”為借口的貿易保護主義的理念和政策上。他要把美國原來承諾的國際義務拋在一邊，以新的原則加以審視，并與貿易伙伴進行重新談判，獲得所謂的平等的市場準入條件，為美國的企業開拓更廣的國際市場服務。他廢止TPP和TTIP，要重新談判NAFTA就是明顯的從自由貿易向傳統的重商主義政策的回歸。他甚至威脅如果WTO裁定美國行為不符合WTO的規則，他就要退出WTO。雖然他要做到這一點面臨著很多制度性的障礙，但是反映了他對二戰后美國一手領導構建的建立在自由貿易原則上的多邊國際貿易投資體系的否定，是其試圖改變現狀的一種嘗試。
特朗普的國際經濟政策轉向對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和經濟全球化將會產生巨大的沖擊，因為這一轉向是否會摧毀現存的國際經濟體系，導致經濟全球化逆轉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熱議的話題，并且成為美國在政治上轉向孤立主義的重要詮釋。盡管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轉向內容和意圖非常明顯，但是他要改變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全球化基本趨勢似無可能。
第二，國內經濟政策轉向“有選擇性的干預主義”。在國內經濟政策上，特朗普的轉向比較復雜，他基本上是要扭轉美國政府在經濟上不直接干預的傳統，但又不否定自由市場經濟基礎，因而其干預是有選擇的，是基于其相對混雜的對經濟理論的理解和感知基礎上有選擇的干預。自從里根經濟學把美國從滯脹的泥潭中解救出來以后，里根在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以及經濟上的市場自由主義理念在美國和主要發達國家占據了很長時間的統治地位。里根實施的基本經濟政策措施大部分被后來的美國行政當局所遵循，政府對市場少干預的傳統基本上被傳承。只是由于兩次伊拉克戰爭導致政府開支急劇擴大，減稅措施未始終被堅持，2001年和2008年的經濟危機導致美國的貨幣政策逐漸回歸凱恩斯主義而不再遵循貨幣主義。不過里根的基本自由主義理念和經濟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表現的最為突出的是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和美國歷任政府不斷推進的高標準貿易自由化政策，盡管共和黨和民主黨對于自由貿易的認知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也是筆者一直認為所謂“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理念和社會政策上存在較多的差別，而在經濟政策上兩者逐漸趨同的原因⑤。
特朗普的國內經濟政策轉向并非全盤否定基本的自由市場理念。⑥他試圖實施的是一種“新干預主義”，其內涵是遵循實用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原則有選擇地干預經濟生活，同時又有選擇地推進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把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與政府的干預結合起來。特朗普的“新干預主義”是有選擇的干預，與民主黨和左翼政治派別奉行的政府干預有本質的差別，后者主張在社會保障上加大政府的職能，而這恰恰是其堅決反對的，他一上臺就叫停奧巴馬醫保計劃是最為典型的表現。特朗普在這方面的政策轉向是要減少原來政府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上的過多干預。但是，特朗普會加強對產業和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增加政府在經濟活動層面的主導，其對通用汽車、蘋果公司甚至豐田汽車投資活動的干預已經顯示出這種傾向。從這個角度出發，不少學者把特朗普經濟政策看成是向“國家干預主義的回歸”⑦。其實，特朗普并非回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而是繼續恢復里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的政策，通過減稅來改變布什和奧巴馬執政期間不斷增加政府開支的財政政策以及“雷聲大、雨點小”的減稅承諾。根據特朗普的計劃，他將把企業所得稅從目前的35%降至15%，個人所得稅普遍下降，累進個人所得稅率從39.5%降至25%，并且對跨國公司海外利潤“匯回稅”實施一次性降至10%的優惠，期望以此刺激美國的投資和就業增長。因此，特朗普的財政政策轉向是有選擇的轉向，回歸里根經濟學的財政稅收政策并不能看作是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全盤否定。
特朗普在貨幣金融政策上的轉向也是有選擇性干預的轉向。特朗普試圖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出挑戰，他對耶倫執掌的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原則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打破了以往美國總統一般不對美聯儲主席和美聯儲貨幣政策直接批評的傳統。他的目的是要讓美聯儲更主動地動用貨幣政策來配合他推動美國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的目標，更多地動用美元匯率來為其經濟政策服務。這種強政府干預貨幣政策的做法是違背里根經濟學貨幣主義傳統的。而另一方面，他又要修改美國金融危機以后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加強監管的法規，重新放松金融監管，這不僅與世界各國加強金融監管和呼聲和趨勢反其道而行之，也與其競選時不斷指責華爾街的言行相左。因此，特朗普的貨幣金融政策轉向并非簡單的增強或者放松政府干預，而在于他干預和放松內容上的掉轉和組合，這與以前歷屆美國政府存在很大差別。
有選擇的“新干預主義”反映了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目前的內在矛盾和困境。一方面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使得各國國民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世界市場囊括的國家也越來越多，全球化和市場深化帶來的經濟增長效率使各國受益，任何逆市場化和全球化的舉措都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另一方面，利益的分配在國家間、社會各個階層間越來越失衡，要調整這種失衡需要國家政府層面的干預以及國際合作的調整。特朗普從其所在集團的利益出發以及他所感知的美國的利益角度想要改變美國政府原來的政策內涵和導向，希望利用其總統的行政權力來對此進行干預，推進他所謂的“讓美國再偉大”“美國第一”的政策訴求和相應的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調整。但是他的干預又無法真正逆全球化和基本的市場經濟規律以及他所屬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就導致了他的政策一方面似乎在加強政府的干預，會扭轉里根經濟學盛行后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占統治地位的潮流，但是同時又在某些領域內繼續增強自由市場原則，放松監管和減少政府干預的矛盾現象。
上個世紀美國發生的經濟政策大轉向
從歷史的角度看，每當美國經濟發生重大危機，隨后都會發生比較明顯的政策大調整和轉向。考察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政策的兩次大轉向，對于我們理解特朗普的政策轉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一，羅斯福“新政”的政策轉向。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后，美國政府總的經濟政策發生過兩次大的轉向，一次是羅斯福的“新政”，另外一次是里根經濟學的興起。粗略地梳理，我們可以將羅斯福新政看成是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發生大危機后所做的一次調整。羅斯福新政的重要內容是增加聯邦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的內容，制訂了一系列法規來監管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構建了社會保障體系和福利制度，通過擴大財政開支新建公共和基礎設施，增強了反壟斷措施，保護中小企業利益等。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自羅斯福“新政”后，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理論，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不斷增強，積極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活動逐漸成為主流，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逐步過渡到壟斷競爭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下寡頭競爭。歷史學家一般認為羅斯福“新政”是資本主義吸收社會主義理念，挽救資本主義的重大理論和政策調整。經過這次轉向，資本主義經濟隨后有了近30年的“黃金”發展期。
第二，“里根經濟學”的政策轉向。到了20世紀70年代，政府強力干預經濟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一方面財政赤字不斷擴大，美國平均年度財政赤字從60年代普遍低于2%上升至3%以上，政府債務開始增加。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結果使得通貨膨脹成為經?，F象，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從70年代初的年平均3%～4%一路上升至1974年的11%，最高年份1980年達到了13.5%。而此時經濟增長卻停滯不前，1974年和1975年連續2年負增長，陷入衰退。這就是所謂的“滯脹”。70年代的滯脹不僅出現在美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普遍陷入滯脹的泥潭。1981年里根當選為美國第49屆總統，開始了又一輪的經濟政策轉向，其所實施的經濟政策就是所謂的“里根經濟學”。里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是在財政上采取供應學派的政策，通過削減稅收來刺激企業的供給，同時削減政府的福利開支，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在貨幣政策上則遵循貨幣主義的理念，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來治理通貨膨脹。里根經濟學被看成是從原先凱恩斯主義政府全面干預經濟轉向政府盡量少地干預經濟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由于里根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內也趨向保守，代表著共和黨保守右翼的思維，因此里根主義一方面在政治上被打上保守主義標簽，經濟上則被打上了自由主義標簽，被看成是其后不斷增強并取得統治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奠基者。里根經濟學被歷史學家普遍認為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轉型，它催生了金融自由化，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美國經濟在隨后的信息產業革命的帶動下經歷了戰后第二次的高速增長期，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陷入了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第三，奧巴馬政策調整的失敗。奧巴馬執政后，也試圖推進一系列的政策調整來應對危機讓美國走出經濟低迷的困境，他的政策口號就是所謂“改變”。政治上，奧巴馬遵循“自由主義”原則，在國際層面表現為不斷推廣美國的政治價值觀并且推行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從而來維持和重建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在國內層面則表現為擴大政府的開支和構建更加廣泛的社會保障體系來緩和內部矛盾。經濟上，他則把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相結合，表現在國際層面的是試圖通過構建高標準的全球貿易投資規則，讓美國具有優勢服務業和高端產業獲得更多的利益；在國內層面則表現為“再工業化”以及擴大政府開支來創造需求以刺激經濟。但是，奧巴馬的上述政策調整遇到了國內外既定的規則以及利益格局制約。在國際上，他推廣美國價值觀和制定全球貿易投資新規則的努力屢遭挫折，在國內，推進“再工業化”進展緩慢，傳統中產階級利益受到侵蝕。2016年的總統大選美國民眾對于奧巴馬政策調整的效果投了反對票，最終導致特朗普上臺，開始了新的政策調整和轉向。因此，以“改變”為口號上臺的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并沒有被認為是發生了實質性的政策轉向和調整，其推行政策仍然被看成是“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延續。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轉向可否與美國曾經發生兩次大轉向相比？
那么，特朗普的政策轉向能否成功？尤其是其經濟政策的轉向能否如一些觀察者樂觀地宣稱的那樣，開啟一個新的時代？筆者的基本判斷是否定的。
其一，特朗普的國際經濟政策轉向是一種倒退。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曾經在歷史上占據統治地位，但是世界各國實施以鄰為壑的政策結果都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兩次世界大戰都與此有關。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率領盟國制訂了以自由貿易和貨幣自由交易兌換的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使我們獲得了迄今70多年和平發展的基本條件，世界經濟獲得了超過以往任何歷史階段的快速增長，物質財富獲得了極大的豐富。特朗普如果要否定戰后建立的國際經濟秩序，否定WTO框架的自由貿易體系，而又不建立符合當今發展潮流的新規則，想退回到只對美國有利的政策上，不再承擔相關的國際規則和義務，或者如支持他、投票給他的反全球化集團所期望的那樣帶頭反全球化，不僅不會取得成功，反而會陷入損害美國利益的局面。
經濟全球化是由科技革命、跨國公司以及美國金融資本三大動力合為一體所推動的一個客觀的經濟進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傳統產業資本集團可以在未來影響金融資本推動金融全球化的進程，但是無法改變其他兩大動力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正如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旨發言中所指出的：“歷史地看，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科技革命本身直接催生了國際分工深化和細化的物質基礎，跨國公司在微觀層面把生產過程分解成不同的價值生產環節（各種零部件生產、流通）并根據不同的要素優勢組合在全球不同國家和區域配置，構成了全球的生產鏈（價值鏈），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拓展了國際貿易的內容和規模，促進了全球的人員流動和國家間的相互依存度。當然，由于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不斷地推動金融全球化，經濟全球化被打上了很強的美元化或者美國化的烙印，特朗普經濟政策調整如果能夠限制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推動金融全球化的負面效應，對于克服全球化在利益分配中的失衡是有好處的，但可能是一廂情愿。
其二，特朗普的國內經濟政策調整的效果存在疑問。特朗普的財政政策其實是重復里根經濟學的措施。里根的減稅政策在小布什政府時期就被重新實施過，但是效果并不明顯，其執政期間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低于2%，比克林頓執政時期要低很多。而且減稅以及伊拉克戰爭導致美國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上漲幅度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聯邦政府債務由其執政初期1萬億美元迅速增長至任期后期3萬億美元。特朗普實施的減稅大致會重復小布什時期的效果，而無法重現里根時期的經濟增長效應?？梢灶A見，特朗普減稅后的最初兩年，有可能會有一定幅度的經濟增長，但在隨后的年份里，經濟增幅將可能明顯下降，因為減稅的刺激效應將遞減，而且經濟周期的規律預示美國經濟將重新經歷一次衰退。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將創歷史新高，也可能為后續的金融危機埋下禍根。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的一項研究估算，如果按照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未來10年美國聯邦政府將減少9.5萬億的稅收⑧，平均每年減少收入1萬億美元左右。但是減稅的經濟增長效應將無法彌補稅收損失效應。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里根時期的減稅與美國科技革命的周期正好相吻合。20世紀80年代開始，電腦、集成電路和衛星通訊等信息技術取得重大突破，信息產業革命帶來的投資和消費推動了經濟高速增長，里根減稅的效果就被夸大了。而目前，新的科技革命尚處于孕育期，減稅的經濟效應恐怕很難超過小布什政府的減稅效果。
其三，特朗普創造就業和重振傳統工業的政策面臨重重困難。特朗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金融政策對于美國傳統產業可能會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他不僅會通過減稅從供給側為制造業提供激勵，還會動用其他行政影響力為傳統產業擴大投資提供優惠和規制的松綁，比如對傳統能源產業發展受到的環境規制松綁，為制造業的融資提供寬松的法規環境等。這些政策可能會使基礎設施、傳統能源以及軍工等行業有一定程度的快速增長。但是他重振制造業的目標能否實現？似乎難以樂觀。其實早在奧巴馬政府時就提出了“再工業化”的口號，但是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的制造業的增長微乎其微。如果以2009年制造業增加值為基數100，到了2015年制造業值增加值的指數則為110.3，只增長了10.3%，而金融業中的基金、信托和其他金融工具增加值則由2009年的100迅速上竄至2015年達到了221.2，增長了121.2%，可見“再工業化”并沒有如預期的那樣成功，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并沒有放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制造業發展需要的配套產業體系和有競爭力的熟練技術工人供應已經缺乏相對優勢，再加上利益集團控制的美國整個金融資本主義的再生產模式，使得制造業的復興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特朗普要想把遷移出美國的制造業重新遷回美國基本上無可能。而且，特朗普的各種政策之間缺乏協調，短期刺激效應釋放后隨之而來的負面效應會導致經濟受損⑨。
其四，特朗普增加美國就業并振興美國中產階級的目標缺乏政策手段。在這個問題上特朗普的政策存在著兩面性。其一，從經濟增長的周期看，特朗普不像奧巴馬一樣需要應對的是陷入嚴重金融危機和衰退的美國經濟，當時的失業率是8%并一路上升至10%，經濟陷入負增長。而特朗普接手的美國經濟已經復蘇并且失業率已經下降至4.9%，低于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經濟增長也在2%以上。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強調減稅，對于經濟的短期刺激效應是存在的，因此就業水平可能會進一步好轉，工資水平有可能上升，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均收入也有望提高。但是，與以往美國歷史上的兩次經濟政策大調整相比，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缺乏其他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因素的支撐，中產階級的相對收入增長以及作為整個階層在社會中地位的改善恐怕難以樂觀。原因在于他的減稅并不是有針對性地對中產階級的減稅，而是平均削減稅率并降低累進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將從39.6%降至25%。如果實施，華爾街富豪和企業高級經理等富豪階層從減稅中獲得好處會更多。因此，指望特朗普政策轉向如前兩次政策轉變帶來積極的社會矛盾暫時緩和的效果也可能是奢望。
其五，特朗普經濟政策轉型很難催生新的理論范式并促進西方社會經濟的轉型。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并沒有很明確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支撐，他對經濟運行基本規律的認知也僅限于他經營房地產的成功經驗，因此，他對復雜的國際和國內經濟現象和問題的理解常常缺乏深思熟慮的分析。他的長處是了解普通民眾對這些經濟現象的感覺和淺層次的判斷，并加以利用。他當選總統之后要推行振興美國經濟的政策并把它們付諸實施，不僅需要具有專業知識的經濟學家輔佐，而且需要美國國會、美聯儲以及政府行政部門的配合落實，此時整個市場和行政管理體系兩個復雜系統的互動就不會如他設想的那么簡單。特朗普如果僅按照自己的感覺推行現行的政策，美國的經濟轉型本身存在的內在矛盾就會使他的政策目標落空。美國作為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了最大利益的經濟體如果走逆全球化的道路，其利益受損將是必然的。美國傳統產業的衰弱和就業的減少并非美國利益的絕對損失，只是其國內利益調整扭曲的一種表現。美國高科技產業和跨國公司獲得的利益以及美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獲得的金融利益遠遠大于傳統工業被替代的代價。無論是重回“孤立主義”或者“保護主義”，還是反全球化，都是沒有出路的，不可能引發新的經濟范式的轉型。特朗普國內經濟政策的調整，既非像羅斯福“新政”那樣吸收社會主義因素，也不像里根那樣有針對性地對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思想和政策的弊端進行矯正，而是利用民粹主義走逆經濟基本規律的道路，結果將得不償失。即便在某些領域或者方面會獲得一些如他所期望的進展，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的改善，但是其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代價一定會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
特朗普經濟政策轉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盡管我們判斷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轉向很難重現里根經濟政策轉向的成功，但是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也是目前最主要的終端商品的市場，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國際貨幣，特朗普的經濟政策調整和轉向，對世界經濟仍然會有重大影響，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第一，將掀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美國在戰后率領盟國建立了以GATT/WTO為核心的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又在雙邊和區域協定基礎上推動了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和投資規則。這是經濟全球化得以迅速發展的制度基礎，也是促進戰后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特朗普現在要重新定位美國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中的利益，并且要退回到“雙邊”“公平”“對等”的原則上，這不僅會引起美國的貿易伙伴的反對，還會引發“跟風”和“報復”效應，從而使得保護主義在全球上升，最終不利于世界經濟增長。
美國國際經濟政策轉向重商主義和保護主義，表面看會增強美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中的議價權，增強美國制定貿易投資規制的能力，也會有利于美國的產業發展和經濟利益，但是如果我們深入全面地探討美國的經濟利益，會發現美國國際經濟政策的轉向并不能給美國帶來實際的利益。美國在戰后牽頭構建的多變自由貿易體制和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制是相輔相成的，他使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和進口能力最強的國家，同時保障了美國能夠以低廉的代價動用全球的資源為其長期占領世界產業和價值鏈的高端服務。從財富和經濟福利轉移的角度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保障了全球財富和福利源源不斷地從世界各地流向美國，使美國長期享受了遠遠高于其本身生產能力所能支持的生活水平。美國實際上是這一自由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為基礎發展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美國現在要退回保護主義，甚至要逆全球化，不再承擔原來維護自由貿易的義務，美國的貿易投資伙伴的利益會受損，其自身的利益更會受損。因為美國盡管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但也是最主要的商品出口國。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一定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最終導致雙輸的結果。
第二，會導致全球化進入低潮。特朗普的保護主義盡管不太可能瓦解整個以WTO為基礎的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也無法逆轉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但是國際貿易會因保護主義思潮興起的影響而放慢增長速度。奧巴馬政府試圖構建的21世紀高標準的自由貿易投資規則將會被暫時擱置。美國共和黨掌控的議會和特朗普正在合作試圖出臺邊境稅，如果實施，也將會對跨國公司的外包和產業轉移產生負面影響，導致跨境投資的增長速度下降。特朗普利用稅收政策刺激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投資和利潤往美國回流，也會有同樣的抑制跨境投資的效果。當然，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投資會增長，他們之間的貿易會繼續擴大，技術進步導致的國際分工不會停滯，但是畢竟美國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其政策轉向對全球化的負面沖擊仍不可小覷。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出現的收入兩極分化、國家間發展嚴重失衡等全球性問題也會令很多國家試圖放緩參與全球化的節奏，尋求新的治理途徑，這都會導致經濟全球化進入一個調整期。
第三，將會終止長達30年的全球低通脹局面。經濟全球化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了國際分工，世界市場的邊界不斷擴大。全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為商品價格保持基本穩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即使在美元流動性不斷擴張導致資源性、基礎性大宗商品大幅度漲價時，全球性的產業配置帶來的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以及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勞動力和資源環境補償機制缺陷所形成的價格抑制，使得絕大多數勞動密集型制成品價格仍然維持在低位，令全球享受了近30年低通脹的局面。盡管過去的30年我們經歷過數次經濟高漲和衰退的周期，也發生過多次金融危機，上個世紀70年代曾經發生的多數國家嚴重通貨膨脹局面沒有再現。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有可能終止這一局面，原因在于他的經濟政策將在多個層面推動價格上漲。其一，他的減稅和擴大國防開支等政策會使美國的債務水平快速上漲，這將會迫使美聯儲重啟寬松的貨幣政策以降低美國政府融資成本，給物價增添壓力；其二，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將使美國進口商品漲價，帶動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其三，特朗普試圖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使貨幣金融政策會更加服從其刺激經濟的需要，這將會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推動物價上漲；其四，美國的通貨膨脹具有很強的全球溢出效應，一旦啟動，全球低通脹的局面將走入盡頭。
第四，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可能會帶來全球金融市場的震蕩。美國的國內經濟政策轉向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是雙重的。從積極方面看，其強烈刺激美國經濟的財政稅收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美國傳統行業的發展。這在短期內對于世界經濟也是有利的。另外，美國國內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扭轉美國經濟過度的金融化傾向，雖然“再工業化”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在特朗普總統任期內實體經濟與金融的結合程度會有所提高，這對于降低美國的國內金融風險是有好處的。但是特朗普將會比歷屆美國政府更多地對美聯儲施壓，他對耶倫的批評已經顯示出他試圖讓美聯儲操控美元利率和匯率來為其刺激美國國內投資的政策服務的傾向。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增強，而且美國政府債務的上升也會對金融市場有直接的影響。因此，美國金融市場未來受政策影響的波動性會增加，這種波動性存在很強的外溢效應，會導致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出現更多的震蕩。加上特朗普在地緣政治上的一些冒險動作，也會增加地緣政治的風險，這些都會對敏感的國際金融市場帶來沖擊效應，不利于國際金融的穩定。
中國如何應對特朗普經濟政策轉向
首先，與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合作，維護全球化的基本趨勢和共同利益。對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和逆全球化的政策，習主席呼吁“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攜手努力、共同擔當，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更加合理地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增強國際合作實現共贏，是應對特朗普國際經濟政策轉向的首要任務。
其次，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營造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共贏的氛圍。要將與沿線國家雙邊和次區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升至中國整個對外經濟戰略的核心地位，用以抵御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全球化的傾向。要利用美國回歸貿易保護的機會更多地促進與我們貿易伙伴的自由貿易。在一定的范圍內，我們可以率先對一些貿易伙伴更多地開放我們的市場，讓這些國家獲得進入我們市場的好處，為我們未來進入對方市場打下基礎，也為我們抵御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提供替代的市場。
再次，加快國內的改革開放，改善投資和營商環境。最近，由于國內的成本上升以及其他環境的變化，外資抱怨中國的營商環境不如以前。對此要引起足夠重視，外資在中國的投資，不僅是我們牽制特朗普和歐洲國家貿易保護的重要經濟紐帶，還在于跨國公司通常掌控著產業鏈的高端，帶動著中國配套企業進入全球價值鏈，對中國經濟具有擴散性的積極影響。特朗普現在要爭取美國企業回美國投資，甚至要吸引外國企業到美國投資，我們更沒有理由認為外國投資對中國經濟不重要了。這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并行不悖，需要繼續大力引進外資，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外資。
最后，我們要構建更加有效的金融安全網，防控外部金融市場震蕩對我們的沖擊。中國目前金融杠桿率偏高，金融資產價格存在泡沫，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風險不可忽視。在特朗普減稅、美聯儲加息以及中國經濟調整處于“三去一降一補”各種影響疊加背景下，避險和投機性短期資本流動引發的沖擊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因此，要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在促進市場化競爭和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抑制投機和市場操控行為，有針對性地引導市場預期，避免特朗普經濟政策調整導致的溢出性沖擊。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經濟轉型調整趨勢與中國的應對戰略研究”中間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3&ZD047 ）
注釋
①Pan Pylas and Jamey Keaten, "Will Trump End Globalization? The Doubts Hunts Davos Elites", AP, January 27, 2017.
②Jonathan Freeman,"Brexit, Trump, And The End Of The Post-WWII Global Order",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jonathanfreeman/brexit-trump-and-the-end-_b_10653434.html.
③紐約大學著名教授盧比尼（Noreil Roubini）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認為特朗普遵循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可能會導致二戰后美國構建的自由貿易和共同安全的體系崩潰，上個世紀20~30年代美國采取的類似政策種下了二戰的種子，因此他認為特朗普美國第一的政策在經濟和軍事上都是災難。
④A. James Rudin, "Does Trump's Presidency Signal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Religion News Service, January 25, 2017. Xuan Loc Doan, "Trump's Triumph and the End of American Supremacy", Asia Times, November 15, 2016.
⑤王欽：《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共生與曖昧》，《社會觀察》，2011年12期。
⑥Yuval Noah Harari, "Does Trump's Rise Mean Liberalism's End?", New Yorker, October 7, 2017. http://www.newyorker.com/business/currency/does-trumps-rise-mean-liberalisms-end.
⑦張敬偉：《特朗普的美國還是市場經濟國家嗎？》，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35_155935.html。
⑧Eric Pianin, "Trump's Tax Cut Would Add $ 24.5Trillion to the Debt".根據美國稅政策中心的計算，特朗普的計劃將使美國未來20年增加24.5萬億的債務，也即聯邦政府開始10年減少9.7萬億美元稅收，第二個10年將進一步減少15萬億。平均每年減少1萬億美元的稅收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美國2016年全年的聯邦財政收入也只有3.267億美元。
⑨Nouriel Roubini, "Then End of Trump's Market Honeymoon",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2, 2017.
Is the American Liberal Economic Policy Coming to an End?
—Analysis of the “New Interventionism” Economic Policy of the Trump Government
Xu Mingqi
Abstract: Although uncertainties exist concerning the specific economic policy and measures Trump may take, it can be said the line of his basic economic policy is clear according to his speeches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and the measures he had adopted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The key of Trump’s policy is the so-called "American priority" and "put America first", that is, regardless of the existing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existing domestic conditions, vigorously introdu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easures that he considers conducive to America so as to rebuild America's "greatness". Trump's domestic economic policy shift is not a complete denial of the basic concept of free market. He is trying to implement a "new interventionism", its connotation is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sm and mercantilism and selectively intervene in economic life, and at the same time, selectively promote the liberal market economy, and integrate the liberal market economy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rump's "new interventionism" is selective intervention.
Keywords: Trump, economic policy, liberalism, international system rules, "new interventionism"
責 編∕楊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