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轉變。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有必要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吸取他們的歷史教訓。

【關鍵詞】“柯立芝繁榮” 中國經濟 社會變遷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標識碼】A

若將中國當代經濟社會發展與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階段相比較，美國的“柯立芝繁榮”與之最為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哈定以“回歸常態”為競選口號，于1921年當選美國總統。但不幸的是，他于1923年在“戰后蕭條”中病逝。柯立芝是當時的副總統，理所當然地接任總統一職，并于1924年成功連任。柯立芝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相信“小政府，大社會”的基本理念，并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柯立芝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幸運的總統，從他接任總統的1923年開始，美國經濟就開始出現了持續高漲，并且一直延續到1929年10月，長達104個月，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通過這次持續高漲，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19年的742億美元增加到1929年的1031億美元，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315美元增加到1671美元。柯立芝曾自豪地宣稱，美國人民已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幸福境界”。1929年，美國生產了資本主義世界48.5％的工業產品，對外投資達172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掌握了世界黃金儲備的一半以上（50億美元），并成為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家。這樣一來，美國在世界上的頭等大國地位就確定無疑了。美國這一時期的發展，正值柯立芝總統任期（1923年—1929年），因此被稱為“柯立芝繁榮”。

中國經濟經歷了前后兩個三十年的發展歷程。第一個三十年是計劃經濟時期，也是現代化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的階段，主要任務是經濟發展道路的探索，因而多有波折。第二個三十年是計劃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時期，更是經濟高速發展和基本實現工業化的時期。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居于第10位，而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381元，屬于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1979—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實際增長9.8%，由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至2007年的249530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2001年首次超過10萬億元大關，到2006年更超過20萬億元。

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史上絕無僅有。經歷了兩個三十年的發展和積累，中國進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十年。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為了應對經濟社會面臨的新局勢、新問題和新挑戰，黨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中國經濟發展出現了新局面。據專家預測，到2030年前后，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當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與美國柯立芝時代的增長結構和社會變遷相似

“柯立芝繁榮”所依靠的產業支柱主要是建筑、汽車和電氣。1919年到1928年，美國建筑工業產值從120多億美元增長到近175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6.7％。建筑業繁榮是彌補“一戰”期間的“欠賬”所引發的，同時也引發了持續的房地產熱。此時的汽車工業已經實現了規模化生產，使本屬于富人的奢侈品進入了尋常百姓家。1919年，美國擁有家用轎車600多萬輛，到1928年增加到2200萬輛。1929年，美國的汽車制造業產值已經占到了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左右。汽車工業的發展又推動了鋼鐵、石油、化工、公路建設等一系列產業部門的發展。此外，隨著電氣工業的發展，美國人的家庭已率先實現了“電氣化”。

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增長，盡管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傳統產業的繁榮和增長，但新興產業也在迅速崛起，在某些方面正在實現彎道超車，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由于城市化的推動，房地產業和建筑業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21世紀初，中國建筑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20%以上，到2007年超過了5萬億元。現在中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33平方米以上，農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達37平方米以上。汽車工業從本世紀初開始有了突飛猛進地發展，到2015年已經達到1170萬輛，全國私家車保有量達1.24億輛，平均每百戶家庭擁有31輛。此外，我國的家用電器早已普及，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對人們的生產和生活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總之，這個時期的中國經濟呈現爆發式增長，包括結構也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發展，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在美國柯立芝時代，這種變化集中體現為城市化發展。根據1920年的人口普查，美國已經有超過50%的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到1930年又有將近1500萬人轉入城鎮。城市化不僅僅是經濟生活的變化，更是文化生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又進一步導致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念的變化。在此期間，美國的服務業也迅速發展起來，金融與保險行業翻了兩倍。作為一種全新的媒體，收音機的普及使信息傳播大大加速了、普及了。現代科學似乎能夠化一切為可能，經濟與技術的發展潛力似乎無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正在到來。這種自信與狂放，集中體現為爵士樂的產生和蓬勃發展。因此，柯立芝時代也被稱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中國這些年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樣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巨變。2016年，城鎮人口比上年增加2182萬人，農村人口減少1373萬人，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7.35%。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51.6%，消費較快增長主要集中在仍有較大發展潛力的旅游、醫療、保健和家政等服務領域，還集中在家裝家飾、汽車等與住房和交通通訊有關的領域。這表明，中國人民的消費需求已經從簡單的物質需求提高到生命質量、生活質量以及精神文化的高度。2016年，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53.2%，其中農村地區普及率達33.1%。互聯網技術中包括的大數據和云計算等領域引發了新的信息革命，博客、微博和微信等平臺開啟了自媒體時代，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社交方式。總之，這也是一個“咆哮的時代”。

盡管中國當代經濟社會與美國的“柯立芝繁榮”有多方面的類似之處，但當代中國有很多方面是美國柯立芝時代無法相比的

首先是社會發展方面。美國主張自由主義經濟，特別是當時斯賓塞主義比較流行，一些著名的資本大亨如洛克菲勒等人，均為斯賓塞的信徒。盡管新技術的廣泛應用和流水線生產方式的推廣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企業效益，但廣大工人階級卻沒有從中同等受益，廣大人民群眾沒有足夠的“獲得感”。更重要的是，盡管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較高，但社會保障水平卻十分落后。例如在大危機期間，美國工人失業數量達到5000多萬，“胡佛小屋”成為廣大失業者的居所。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在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的水平，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覆蓋面不斷擴大。2016年，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37862萬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50847萬人；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74839萬人，其中，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29524萬人，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為45315萬人。這些在美國柯立芝時代基本上都是不存在的。

其次是精神文化方面。美國沒有久遠的歷史，美國的文化是美洲洪荒文化、歐洲現代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正是在柯立芝時代，美國的文化特質開始逐步顯現，并以爵士樂、百老匯等為標志。

與美國不同的是，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內核的傳統文化，一直都是中國人民自信和自豪的根本來源。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隨著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增強，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漸提升。在努力實現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中國也在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以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

再次是國際事務方面。柯立芝時代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經濟的興衰和周期，直接主導著歐洲乃至世界經濟的興衰和周期。但是，美國并不積極承擔國際責任。當時，衰落的大英帝國已經無力主導世界的自由貿易，而美國卻堅持其孤立主義政策，并恪守百年以來的貿易保護主義，這就導致原有國際經濟秩序的逐步瓦解。事實上，因為符合“美國利益”，所以美國樂見其成，但對于整個世界經濟來說，則是災難性的。

當下，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積極支持“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總額達62517億元，全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達145億美元，對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760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的47.7%。此外，中國還在其他國際事務中積極承擔責任和義務，樹立起了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有必要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避免重蹈大危機覆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已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到“十二五”期間仍保持了年均7.8%的增長速度。2010年，中國GDP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的差距正在加速縮小。與此同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根本轉變。2011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到2015年，城市化率已達到56.1%。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不斷擴大，貧困人口迅速減少，社會文化和價值觀也在迅速發生變化。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階段，我們有必要研究世界發達國家的歷史進程，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吸取他們的歷史教訓。

柯立芝時代是自由主義的時代，盡管經濟高度繁榮，但始終缺乏必要的經濟調控和治理。事實上，美國“柯立芝繁榮”背后隱藏著嚴重的矛盾與危機。持續的經濟高漲沖昏了美國人的頭腦，他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美國“永久繁榮”的神話，而正是這種盲目和非理性的樂觀情緒，使人們不知不覺地走向了危機。1929年3月，胡佛接任美國總統，當時正值“柯立芝繁榮”的尾聲，美國經濟仍表現出一片繁榮。當然，最令人振奮的是美國股票市場的行情。1928年3月至1929年9月，在18個月的時間里，一些熱門股票價格飛漲，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股票，每股從179美元漲到335美元左右，通用電氣公司的股票從128美元漲到396美元。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炒股賺錢這樣的熱門話題，人們普遍相信，股票價格沒有最高，只有更高。胡佛總統在宣誓就職時還曾自豪地宣稱：“今天，我們美國人比歷史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更加接近徹底戰勝貧窮。”然而，就在胡佛就職后的半年多時間里，1929年10月29日，隨著紐約股票市場的迅速崩潰，美國開始陷入歷史上最嚴重和最持久的危機之中。到1933年7月，在將近4年的時間里，美國股票市場蒸發了740億美元，損失了5/6的財富。正是這場曠日持久的大危機，促使了美國經濟和政策的根本轉向，從而迎來了羅斯福新政和國家干預時代。

大危機的歷史教訓值得整個世界吸取，更需要我們吸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這是世界經濟史上所不曾有過的。但與美國不同的是，我們有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較為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通過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可以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更重要的是，黨和政府始終保持著理性，并不斷采用宏觀調控手段對經濟運行實行控制，如采取嚴厲措施實行房地產調控、控制流動性以抑制資產泡沫的擴大、加大力量促使資本向實體經濟回歸。當然，我們究竟能否成功避免重蹈大危機的覆轍，還取決于多方面的功課，如加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產業升級，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遏制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穩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并保持這一階層的穩定，進一步擴大開放和堅持貿易自由等。

中國發展仍處在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只要我們能夠理性地判斷國民經濟形勢，堅決避免資產泡沫化升級，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就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美]吉爾伯特·C·菲特、吉姆·E·里斯：《美國經濟史》，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改革開放30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國家統計局，2008年10月27日。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