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發言聚焦在城市發展的“四化”方向上。一是標準化，二是信息化，三是社會化，四是法治化。這“四化”也適用于城鄉社區。

我們今天探討和分析的城鄉社區實際是就地城鎮化的一個樣本，所有“城中村”改造都屬于此類。其特點是農民就地改市民，原來的居住格局發生徹底改變，農民的就業發生徹底改變。那么城鄉的區別是什么呢？城市是基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聯網的組織化聚居形式，鄉村則是分散的自由化聚居形式。城市高度依賴公共服務，鄉村則更趨于自給自足。我國城鎮化戰略提出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要縮小城鄉差距。但目前我們還處在快速城鎮化階段，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過程中，城市的發展方向是“四化”方向。

首先是標準化，城市以聚集為特點，以規模效益為優勢，以標準化為前提。從標準化角度來衡量，江欣苑做到了。截止到2017年年底江欣苑的各項制度匯集成了一個小冊子，呈現在大家面前。在城鄉社區管理過程中，從農村狀態轉到城市狀態，有很多東西可以制度化、標準化，甚至職業化、專業化，乃至個性化。

城市市民與農村農民的最主要區別就是職業化、專業化，這也是城鎮化過程中農民變市民的唯一出路，一個人長時間只干一件事，就一定能把它做到極致，就有了從事這個職業的“金剛鉆”。江欣苑的經驗之一就是培育農民，讓他具備職業化的技術技能，靠自己的雙手取得工資性收入。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反復強調，要讓農民有更多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剛才發言中提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賦予農民的股份、股權、分紅，就是財產性收入的一個表現形式。

標準化會不會排斥個性化呢？我們拿例子來說明。江欣苑引入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這些項目都是標準化彰顯個性化的例子。譬如漢繡，之所以能夠申請到非物質文化遺產認定，其產品一定要嚴格按照標準化流程制作，而且為非物質文化傳承人所獨享，為世代所遵循，其產品才具有個性和獨一無二的特征。

江欣苑的經驗可否復制？我的回答是江欣苑無法復制，這里的地理、氣候、文化搬不走，所以無法復制；但江欣苑的社區治理模式可以復制。有了標準化的流程，新的黨委書記可以成功管理一個社區。這就是標準化的力量。

其次是信息化。在“互聯網+”的時代，信息化正再造著管理的流程，也影響著社區的生產生活。其實江欣苑已經在社區管理中運用了信息化手段，在網格管理基礎上，通過網絡分享資源、收集信息、征求意見、統一思想、宣傳理念、推廣產品。在此基礎上運用信息化、網絡化手段，實現發現、共享、收集、參與、指揮、決策的功能和目的。“互聯網+”日新月異，還將給江欣苑的生產生活帶來更多改變。

再次是社會化。社會化有兩個層面，一是市場行為，社會人參與服務提供，二是公民參與管理決策，這是兩個不同政治范疇的層面。前者和標準化關系密切，專業團隊提供專業服務，相同服務水平下成本低者勝出。江欣苑的服務團隊能夠為酒店和國際博覽中心提供物業服務，就是具有這樣的優勢。后者是社會參與管理的一種形式，它改變了管理者單獨管理的信息不對稱性，調動了被管理者配合的積極性和主動參與管理的能動性，容易達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目標的一致性，因而被賦予治理的概念。因此，社會化在標準化之后必然出現，社會化以“小政府、大社會”為前提，善用社會資源，降低政府管理成本，這正是“放管服”改革的主攻方向。

最后談談法治化。法治化是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任務，也是以上“三化”發展的內生要求。城市化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城市各類社區管理活動必然要把一些東西提升出來進行法治化。當然未來也可能城鄉不分了，共產主義實現了，不再需要法治化，但路漫漫其修遠兮，那是一個長遠的歷程。目前階段的法治化十分重要，今年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團參加討論時，提出了要“努力形成城市綜合管理法治化新格局”，我們應該深刻領會，積極踐行。我理解，法治化要呼應兩方面的訴求，一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二是嚴格保護公民、法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前者是授權過程，是針對國家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要做到于法有據，授權的可為，沒有授權的不可為。后者是調節過程，使法治成為道德治理的基本底線，使公民、法人的利益得到保護。

我國現階段，特別是新型城鎮化發展階段，可能要圍繞標準化、信息化、社會化、法治化走上一段時間。我想強調的是，這“四化”不是嚴格劃分時段和前后的，而是可以交叉交織。比如江欣苑現在的非遺項目，當參與者在文化產業里得到收入時，他的技藝就被認可，產品為人們帶來美的享受；當個人的財富達到一定高度時，不再關注財富數量的變化時，它又真正轉化成文化的內涵，實現了精神的價值、創新的價值、個性的價值，這時標準化和社會化同時出現了。這就是現階段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市發展方向。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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