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民粹主義在歐美國家的興起，關于全球治理進程是否會出現逆轉的論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與此同時，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以及難民危機等問題仍然絲毫沒有緩解的跡象。這種態勢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它一方面導致原本在全球治理中發揮“領頭羊”作用的歐美國家的政策發生重大轉向，使全球治理有可能面臨無人推動的窘境，另一方面又顯示出那些曾經被寄予厚望的全球治理機制在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方面的力不從心。相比之下，中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積極的全球治理倡導者，并不斷努力通過自身正在提升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來推動全球治理。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為當前處于困境之中的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動力。伴隨著“一帶一路”的實施，中國所倡導的命運共同體理念也會隨之進一步深入人心，這必然推動全球治理在理念和制度兩個層面上的創新。“一帶一路”是全球治理“中國智慧”的集中體現，也將成為中國推動和引領全球治理發展的基石。

【關鍵詞】全球治理  一帶一路  中國方案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8.002

引論

2016年以來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在這些變化的影響下，國際政治進程出現了某種程度上令世人不安和焦慮的氛圍。在全球空間密度和時間密度空前增強的情形下，世界政治經濟生活在特定時空中的任一重大變化都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集體關注和解讀，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在全球范圍內，就影響的廣度和震蕩的強度而言，非常突出的是反全球化思潮、“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意識形態在美國和西方以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所僅見的方式迅速勃興，甚而，在上述思潮的助推下，歐美國家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政治實踐上的“轉軌”和“脫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上述思潮的集中出現，以及歐美國家政治實踐大幅度的改弦易轍，一方面是在國際范圍內“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及“分離主義”政治思潮和政治活動絲毫沒有減弱，以及由烏克蘭危機和敘利亞戰爭所挑起的地緣政治爭奪愈加劇烈、中東亂局難見平靜的情形下發生的；另一方面又是在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亟待變革，國家間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拉大，全球“消除貧困”行動受阻，“難民危機”愈加深重，“非傳統安全”風險挑戰日益嚴峻的形式下發生的。因此，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推測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事態運動趨向之間的因果關系和必然聯系，甚而對西方國家在壓力稍大情況下的政治選擇和責任擔當提出嚴重質疑。在此背景下，一度在世界政治經濟議程中具有相當重要地位的全球治理議題某種程度上開始冷卻，人們對之普遍擔憂，在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生活日益交融、全球范圍內的公共秩序和公共產品的提供亟需增強和豐富的情形下，歐美主要國家與此相反的逆向政策選擇和政治實踐，會在極大程度上成為負面示范，從而從根本上動搖本來就不牢固的國際秩序，使得本來就非常脆弱的全球治理局面變得更加破碎虛弱。

或許是某種歷史的巧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作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所提出的包含幾十個國家在內的“一帶一路”建設倡議，以及對世界政治經濟發展前景影響或許更加深遠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由于與上述歐美國家的政策選擇和政治實踐形成鮮明對比，從而顯得更加高遠和深邃，甚至是某種程度上的“特立獨行”。因此，一個必然被提出的問題是，中國是否就此在權力和責任上準備作為領導者打破舊有的國際格局，勇挑更大負擔，維護甚至某種程度上重塑國際秩序，提供更多更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或者，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一定意義上的獲益者，中國不愿看到這一進程的中斷或后退，相當程度上是出于內外部因素的綜合考量，并不急于改弦更張或另起爐灶，而是繼續尋求與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不同政治制度和戰略選擇的所有國家合作，甚至某種程度上“動員”和“倒逼”歐美已經從或準備從既有國際政治進程中“轉軌”或“脫軌”的國家再轉向，從而有彈性有選擇地平衡國際利益與責任？抑或兩者兼而有之？對于上述問題，不同的學者，由于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同，會給出相當不同的回答。本文擬就全球治理遭遇的困難及其產生根源，以及中國為什么需要參與甚至引領全球治理，“一帶一路”戰略如何與全球治理鑲嵌與對接等問題提出自己的思考。